利玛窦眼中矛盾的明帝国:繁荣富饶 官僚体制无能

刘平摄

　　晚明时期，就在中国人孤芳自赏的时候，在欧洲，一种以开放进取、征服掠夺的姿态企图占有全世界的新文明，迅速崛起。葡萄牙航海家开通了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航道，随后占领了果阿。接着他们又以帮助明军剿灭海盗和行贿等手段，得到了澳门。于是，手擎十字架的传教士接踵而来，抱着“欧洲人至上主义”，叫嚣着“用武力强迫中国人改变信仰”，多次试图进入中国定居传教，但都碰壁而归。在他们看来，明帝国仍是一块顽石。

　　远东传教事业的先行者沙勿略，登上了广东海外的上川岛，试图进入中国内陆，但明帝国的海禁使他只能望洋兴叹。还没来得及在中国实现自己的梦，就身心交瘁而猝死。弥留之际，他绝望地对着中国大陆喊道：“岩石岩石，你何时才能裂开？”

　　就在沙勿略发出最后呼唤的前两月，1552年10月6日，意大利中部偏东的小城马切拉塔的望族Ricci家中，迎来了一名新生儿，取名Matteo，他就是后来的利玛窦，命运之神赐予了他钻入“裂开的岩石”的幸运。

　　富饶的明帝国

　　母亲是个虔诚的教徒，幼年的利玛窦常常跟着诵圣经，做弥撒。19岁，他成为一名耶稣会士。25岁，登上“圣路易”号从里斯本出发，终日被宗教和探险激情萦绕的利玛窦，终于得到机会将梦想变成现实。一路上惊涛骇浪，海盗出没，凶吉莫测，半年之后安全抵达印度西海岸的果阿——葡萄牙在远东的殖民地基地。4年之后，利玛窦奉命抵达澳门，学习中文。岩石毕竟不是无孔不入的。“而立之年”的利玛窦，进入广东，得以在肇庆定居。

　　利玛窦的确被中国的庞大版图震惊了，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里描述中国，“就其领土漫长的伸延和边界而言，它目前超过世界上所有的王国合在一起。”利玛窦被中国富饶的物产迷住了，他当时断言：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在单独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可以发现有这么多品种的动植物。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我们还能重温当时中国的繁荣景象：

　　“作为中国人食谱上主要食品的大米产量远比欧洲富裕得多，蔬菜，特别是豆类等，不仅用来作为人食而且作为牲口的饲料，生长的种类无限繁多。中国的这类庄稼一年两收并有时三收，这不仅因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人民勤劳的缘故。除去橄榄和杏仁外，欧洲所有已知的主要水果在中国也都生长……中国也有很多欧洲人从未见过的水果……花草之丰盛确实令人不能再有什么奢求了，中国人有很多种花是我们从不知道的，它深深打动了人们的美感，并显示出造物者慷慨的恩赐……”

　　他对中国人餐桌上的一切都充满好奇，“普通人民最常吃的肉是猪肉，但别的肉也很多。牛肉、羔羊和山羊肉也不少。可以看到母鸡、鸭子和鹅到处成群。但是尽管有这么丰盛的肉食供应，马、骡、驴和狗的肉也和别的肉一样受欢迎，这些马属或狗属的肉在各处市场上都有出售。在有些地区，牛和小羚羊因为某种迷信或农业上的需要而禁屠。野味，特别是鹿、野兔和其他小动物的肉也很常见，并且售价便宜。”

　　“中国东面和东南的海里确实是鱼群充斥。江河在某些地方变宽得可以叫做小海，里面也出产大量的鱼。养鱼塘在这里和在欧洲一样普遍，每天都有人为自己食用或上市出售而打鱼；鱼是如此之多，渔人只要下沟就不会钓不到。”

　　“普通的住房是用木头建造的，但皇宫则用砖砌墙，虽然屋顶仍是木制的，用木柱来支撑。由此以及由我们前面谈过的船只非常之多这一情况推想，人们可以很容易明白木材数量有多么多，森林面积有多么大；在森林里实际上可以找到欧洲所知道的任何一种树木。”

　　“中国的药草丰富，而在别处则只有进口才行。大黄和麝香最初是撒拉逊人从西方带进来的，在传遍到整个亚洲以后，又以几乎难以置信的利润出口到欧洲。在这里买一磅大黄只要一角钱，而在欧洲却要花六七倍之多的金块。”

　　在中国利玛窦发现了一些欧洲人所完全不知道的东西——茶和漆。他还很感慨地谈到了硝石，“这种东西相当多，但并不广泛用于制备黑色火药，因为中国人并不精于使用枪炮，很少用之于作战。然而，硝石却大量用于制造焰火，供群众性娱乐或节日燃放。”

　　山海舆地图与世界意识

　　利玛窦在肇庆城东的西江岸边买了一块地皮，房子最初是按欧洲风格设计，为了避免当地人生疑，后来改为中国样式：一间厅堂和两排厢房。知府为他题写了牌匾“西来净士”悬挂在客厅上方。外国神父在中国建造的第一座教堂，就采用了中国风格的名称。

　　肇庆知府是个地图爱好者，恳请利玛窦把他的世界地图译成汉文。中国有过漫长的“自我为中心”的时代，地图都把周边国家的位置标得模糊不清，中国画得颇大，大海却绘得很小。利玛窦在札记中这样评论明代人绘制的地图：“据说是表示整个世界，但他们的世界仅限于他们的十五个省，在它四周绘出的海中，他们放置了几座小岛，取的是他们曾听说的各个国家的名字。所有这些岛屿加在一起还不如最小的中国省大。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同时提到，“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

　　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是第一幅近代意义上的中文世界地图。地图中，中国仅处于东南一隅，他揣摩透了中国人的心理，将零度子午线东移，使中国位于地图中央，既传播了地理知识，又照顾了中国人固有的自尊。世界地图首先使中国士大夫开始反省自己的天下观，他们在清楚划分五洲、经纬度和到处写满了国名的世界地图前，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他们从惊羡、好奇到反感、拒斥，旧观念坍塌了。他们开始承认确实还存在着一个未知世界的文明样式。

　　世界地图的摹绘伴随着利玛窦在华传教事业的整个过程。他对所经过城市的纬度都进行了测定。“地圆说”和地球经纬图首先是由利玛窦引入中国的。后世的中国地理课本都采用了他的地面气候划分法和自然地理词汇。在地理的真实性和纬度的确定方面，实地测量使他的地图精确性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所刊出的地图。

　　与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巨大成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在传教上的微小进展。利玛窦脱下教服而身着僧衣，认为人们或许能容忍这些金发碧眼的“洋僧”。然而当利玛窦走在大街上，还是听到人们用“洋鬼子”来辱骂他，他为不能改变自己眼睛的颜色和鼻子的高度感到遗憾。所以利玛窦不敢公然聚众布道，他认为当时不仅不是收获的季节，而是垦荒阶段。他深深领悟了老子的“欲速而不达”。

　　1595年，利玛窦北上南京，并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脱下和尚服，换上儒生装。“从前我们穿僧服去时，受到淡薄而不热情的接待。因为僧人在中国人眼中，身份是低贱的……现在则不同，穿上和他们相似的服装，能受到长时间的宽待，并得到设宴招待。”他的名声很快传遍全城。他风趣而又得意地写道：“有时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有时又不得不接连不停地去赴宴，幸亏我有一个健康的胃。”

　　这位异乡客，逐渐被中华文化所濡染，他对传统礼仪大为赞赏，“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之一。对于他们来说，办事要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如果要看一看孝道的表现，那么下述的情况一定可以见证世界上没有别的民族可以和中国人相比。孩子们在长辈面前必须侧坐，椅子要靠后；学生在老师面前也是如此。孩子们总是被教导说话要恭敬。即使非常穷的人也要努力工作来供养父母直到送终。中国人比我们更尊敬老师，一个人受教哪怕只有一天，他也会终生都称老师的。”

　　利玛窦对东方文化惺惺相惜，“中国人的智慧，由他们聪明的发明可以得知，论他们的文字，每样东西都有代表的字，而且结构深得巧妙，所以，只要世界上有多少语句，就有多少各个不相同的文字来代表，而他们都能将它们学会并认识得清清楚楚，他们也用它做各种学问，例如医药、一般物理学、数学与天文学等，真是聪明博学……”

　　北京的传奇十年

　　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到达北京。当晚太监们就挑灯登记30多件贡品，贡品中的西洋琴可以说是最早传入中国的钢琴。利玛窦带来的小小的三棱镜、时钟和地图竟成为借以敲破中国森严的思想堡垒的法宝。如果当时遇到的是励精图治的明太祖，肯定要碰一鼻子灰。幸亏他遇到的是不务正业的神宗朱翊钧，酷爱西洋小玩意儿，不顾一些顽固大臣的反对，坚决要留利玛窦在北京。利玛窦和他所承载的西方文化，就是钻了万历皇帝这个空子，才有幸在北京安身。后来，他成了御用的钟表修理师，更可以放心地住在京城。

　　利玛窦对中国的封建思想意识，以下评论可谓来得相当深刻：“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欢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像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

　　利玛窦打破明王朝“不准外国人在京居住”的法律，获得了在北京的长期居住权，甚至还破例享受到朝廷颁发的俸禄，建起了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堂，即现在位于宣武门的“南堂”，并把它办成展示欧洲科技、文化和宗教的博物馆。

　　对当时所接触到的中国社会的弊端，利玛窦也加以揭露和指责。他描写了当时中国对外那种愚昧可笑的猜疑和隔阂。“人们简直难以置信，他们对于派来向皇上致敬或纳贡或办理别项事务的邻国使节或使臣怀着多么大的疑惧了。虽然中国可能和派遣使节的邻国自古以来就友好相处，但这并不能使来访的贵臣免于他们在国内的全部行程中被当成俘虏或囚犯一样来对待，并不得在旅途中看任何东西。在他们的全部逗留期间，他们被安顿在宫城范围里盖得像牛棚一样的房子里，而且是被锁在里边。他们从来不准见到皇上，他们的外交或其他事务都是与钦差大臣办理的。全国上下都不得与外国人打交道，除了特定的时间和地点。”

　　对明末官僚体制的无能和吏治败坏，他也有详细的描写，“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致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自己所有的一切。有时候，被告送给大臣一笔巨款，就可以违反法律和正义而得活命。”

　　利玛窦定居北京后，十年间他为中西文化交流做了许多大事。他与徐光启共同翻译的《几何原本》。我们现在所用的点、线、面、角等名词术语，连同几何学一词本身，都是当时确定下来的。不仅中国，包括日本、朝鲜、韩国也都沿用至今。他在北京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修订世界地图，绘成《坤舆万国地图》。他指出《山海经》所述的“三首人”、“独臂人”、“无腹人”之类的国家是没有的。他翻译的“大西洋”、“地中海”、“古巴”、“加拿大”等地名，沿用至今。

　　超负荷的工作，频繁的应酬，以及热衷的宗教活动，利玛窦积劳成疾。1610年5月11日，他在北京去世，终年58岁。生前他就产生了在北京得到一块墓地的想法。他明白，墓地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家族凝聚力极为重要的标志。尽管外国人在京求得墓地没有先例，但是对利玛窦来说，则是当之无愧的。墓地最终选在了一块最早曾被称为“滕公”的贵族私人花园，方圆20亩，人们叫它“滕公栅栏”。

　　在利玛窦之后，形成了西学东渐的高潮。事实上，今天重温利玛窦留下的文字发人深省，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的中国是否还像400年前利玛窦眼中一般美丽，他所崇拜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已面目全非，他对400年前中国社会的批判今天是否依然适用？D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