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传》封面用阎锡山照片 历史用图需考证

　　1839年摄影术的诞生，使众多近现代历史人物的真实影像得以留传。这些珍贵的图像资料，比抽象的文字更能给人以触动并引发共鸣。历史人物图片作为一个视觉信息集合体，包含着丰富的信息资源，为研究当时人物活动和社会状况提供珍贵的史料来源。然而，我们在享受图片带来的便利之时，不应忘记，同文字资料一样，图片也有一个考证的问题。笔者发现，无论是书籍，还是展览，以及互联网中，都存在不少错用历史人物图片的情况。

　　一

　　2003年版《吴佩孚全传》和2012年版《最后的北洋三雄》封面图片都将张绍曾的照片认为是吴佩孚；2009年版《黎元洪传》封面用的是阎锡山的照片；2010年版《孙传芳传》封面用的是段祺瑞的照片；2013年版《北洋大时代》将盛宣怀的照片认为是赵尔丰，将朱启钤认为是杨度，将邵飘萍认为是蔡元培。诸如此类的错误还有不少。以上历史人物，如吴佩孚与张绍曾，孙传芳与段祺瑞，蔡元培与邵飘萍等，他们外貌并不相近，只要稍加关注，是很容易辨别的，但竟出现混用情况，有的还堂而皇之出现在书籍的封面上。简单明显的错误背后，折射出对人物图片使用的随意与对人物图片考证的漠视。有的作者不重视图片的作用，往往只把文稿提供给出版方，后应出版方要求又临时搜集图片，没有把图片当作其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殊不知，图片不仅和文字一样包含信息，而且由于其可视性，比文字更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出现的错误也会更加明显，这样会对作品的学术价值造成损害。

　　盲目信任各种出版物登载的图片信息，对出版物上登载的人物图片不加考证，拿来就用，是马虎的作者常犯的错误。有人认为公开出版物都是经过多次校对，一般不会将人物图片弄错。但事实证明，这样的错误不仅存在，还相当普遍，如前面举的例子就是如此，如果这些错误的图片再被别人引用，就会以讹传讹，造成更大的危害。现在处于互联网时代，通过网络搜索，片刻就得到大量人物图片。与到图书馆、档案馆翻阅厚重的文献资料相比，人们更愿在电脑前轻松解决。

　　但是，事物总是相对的，互联网上大众参与性的特点给我们带来海量图片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错误。网络中人云亦云、几经流转的错误照片着实不少。如卢永祥的图片，百度百科显示的是齐燮元的照片；张宗昌的图片，百度搜索中就有李景林的照片，等等。

　　历史人物图片的考证，最基本的方法仍然是人物的外貌特征，如面部轮廓、体形等。近现代著名历史人物往往有不少照片留世，应尽可能搜集其所有图片，而不只看某一时期的一张照片，反复比较其不同时期的外貌变化，从而对该人物形成整体的印象，达到“认识”他（她）的程度。以此为基础，进行人物图片考证，就有较大的把握性了。当遇到相似的人物，或者照片不清楚，无法确认时，也会产生应有的怀疑，以做进一步查证，而不至于轻易地放过图片上的错误。如1997年版《百年老照片第一册》将晚清重臣张之洞的照片说成是“庆亲王奕劻”。虽说张之洞和奕劻，年龄相仿，且均脸型消瘦，留着花白胡须，穿戴上朝服官帽，颇有几分相似，但只要对二人不同时期的原始文献照片反复察看，仔细核对，还是不难辨认的。还有一张1912年唐绍仪和汪兆铭来京欢迎袁世凯到南京就职时在北京下车后与欢迎者立谈的历史照片，常被误认为辛亥革命期间唐绍仪与伍廷芳南北和谈的场景。而如果对汪精卫和伍廷芳两人有清晰的印象，混用现象就不会发生。

　　自20世纪初，网目照相版技术传入中国，配有图片的报刊和以图片为内容主体的各种画报备受读者青睐。重要历史人物的照片成为当时各新闻报刊重点报道的对象。鉴于用错照片的情况大都发生于流传过程中，不在源头，那么查阅当时报刊等原始文献资料，无疑是寻求真实历史人物图片的有效途径。如2008年版《耆献写真——苏州大学图书馆藏清代人物图像选》中，恭亲王奕��的照片与本人不符，查其来源《东方杂志》第8卷第1号，图片虽然正是该图片，但其图注为“禁烟大臣恭亲王”，并没有提到奕��。恭亲王奕��广为人知，但恭亲王不止一个，奕��之孙溥伟承袭其祖父的王爵，也称为恭亲王。再查溥伟的资料，可知其担任过“禁烟大臣”。可见，该书编者将同为恭亲王的溥伟“习惯性”错认为其更有名的祖父了。

　　二

　　人物外貌细节特征极具丰富性，如果照片足够清晰，可以通过考察详细的人物外貌来考证和鉴别历史人物。但是，由于历史上不同时期摄影技术的局限，照片并不能完全还原本人的真实面貌。在光线、曝光程度、拍摄角度等因素的影响下，图片都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失真，致使有些细节没能得到反映。有些历史照片由于经历年代久远，胶片老化，记录的信息丢失。更普遍的是，有的照片并不是原版，而是经过多次翻拍得来，而每经过一次翻拍，都会造成信息丢失，画面质量下降。有的图片经过多次翻拍之后，画面已无法辨认。在这种情况下，可根据照片上能辨识的其他信息来作为考证依据，如人物的穿着，所处的环境等。

　　带有深刻时代烙印的历史人物照片，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我们可以从照片中人物的服饰、发饰及配饰等方面，了解当时人的着装习惯和社会风俗。反之，我们也可以用这些社会史的基本知识，来考证历史人物照片。如根据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不同时期军装的样式，来考证人物照片拍摄的大概时间；根据北洋时期人物所佩戴的勋章类型和级别，来判断人物的身份地位；根据北洋新军对高级、中级和初级官佐着装的要求，来推断人物身份，等等。当然也可以根据人物发式及服装配饰，来辨别图片是否用反。笔者发现在一些教科书、图书，甚至是一些博物馆展览中，经常会出现图像反用的情况。照片一旦印反，人物的头发本为左边开路就变为右边开路，衣服本为左襟压右襟，就变成了右襟压左襟等等。如2009年版《细说北洋——吴佩孚》和2010年版《吴佩孚真传》，两书封面的吴佩孚图片都用反了；2001年版《孙传芳全传》，孙传芳的封面插图也是反的。最明显的根据就是，照片中他们所佩戴的勋位章是反的。据北洋政府的《勋位令》、《陆海军叙勋条 例》、《陆海军奖章令》和《勋位授予条例》等规定，戎装需佩戴勋章，而勋位章应“佩于胸左当列于其他勋章之右”。查看吴佩孚和孙传芳其他戎装照，勋位章都 是佩于左胸，唯独此照佩于右胸。而此照服装明显是右襟压左襟，与传统的左襟压右襟的习惯是违背的。由此可断定，以上两张照片应是图像印反。

　　三

　　图片考证者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过于急躁。在寻求线索的过程中，往往只找到一点相关信息，便急于得出结论。如此，难免有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之处。如王耿雄先生在考证“孙中山在南京总统府办公室前的留影”这幅照片的拍摄时间时，查到《申报》一篇非常符合这一图片信息的报道，便给以定论。其中为符合照片中只有两个警卫这一事实，将《申报》原文“傍列警卫军四人侍卫”这一重要画面信息刻意模糊为“旁有警卫及侍卫人员”。笔者在《国父图像墨迹集珍》和《辛亥革命写真画》中都找到同一张有四个侍卫（画面三个，有一个明显存在，但未摄入画面）的孙中山在南京总统府门前的留影，显然这幅图片更符合《申报》 的报道。另据笔者判断，以上两张照片肯定不是在同一天拍摄，所以我认为王先生对此照片的时间考证是不准确的。

　　图片考证过程中，人们还容易对当时人的叙述、外国人的记录和一些权威机构及学者的研究，习惯性地奉为圭臬。如不少出版物中都收有一张说明为武昌起义时“黎元洪及参谋在现场指挥作战”的图片。可仔细辨认图中人物，与黎元洪此时期照片都相去甚远。此张照片曾出现于1911年《伦敦新闻画报》，该报用了一幅与此照片几乎完全相同的图画，说明也相同。1931年《东方杂志》第28卷19号也载有此图，说明也类似。也许是出于以上报刊的权威性，学界长期沿用此错误说法。直到近来，才有学者以详实的史料，考证其为1908年荫昌和端方在检阅新军的“太湖秋操”。可见，不迷信权威，敢于质疑，在图片考证中也是极为重要的。

　　总之，历史人物图片的使用，需要严谨的态度和细致的考证。只有从文献史料入手，不迷信权威、敢于质疑，适当运用社会学等相关知识加以判断，唯其如此，才能减少和避免错误的出现。（周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