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人"公共艺术作品频现 专家：缺乏思想深度

伴随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公共艺术在中国逐渐兴起。近年来，公共艺术越来越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又以非议为多。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公共艺术除了本身的艺术性，其附带的公共利益不断将作品的决策者、创作者推送在公众视野之中。在近日举行的“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建设论坛”上，相关人士共同探讨了当下中国公共艺术的若干问题。

　　“今天的公共艺术越来越不局限于审美范畴，而是作为一种当代文化现象代表了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公众之间的一种新的取向。它不仅塑造了城市的视觉形象和文化品质，更体现了城市的文化创造力和文化竞争力，成为推动城市健康协调发展的积极因素，承担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责任。”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诸迪在论坛上透露，文化部计划于2014年举办“首届全国公共艺术大展”。

　　逃不掉“拆”的命运

　　近些年，一些“雷人”公共艺术作品频频出现，引发大量讨论，却总是摆脱不了“拆”的命运。

　　新疆乌鲁木齐的“飞天女神”雕塑，高约18米，重40多吨，造价不详。网友称其体量巨大，丑陋吓人，旋即被拆除。

　　四川省安岳县“柠檬仙女”现身街头，网友称其“高仿乌鲁木齐飞天女神”，是“魔女”。该雕塑头部尚未安装即拆除。

　　不久前，河南偃师龙华欢乐园惊现“大背头弥勒佛”。该雕塑手里拿着一串佛珠，却梳着大背头。园方起初回应，“塑像以游乐园创始人为原型创作”，数日后又用帆布盖住了塑像，并对产生的不良影响表示歉意，“蒙羞退场”。

　　此后，郑州一尊投资约1.2亿元、高达27米的宋庆龄塑像也备受非议。如今，这项工程尚未完工就已被拆除。

　　这样的公共艺术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不断挑战公众的承受力。问题在于，公共艺术应该符合哪些标准？项目由谁来决策？

　　“我个人认为，公共艺术在中国不是美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表示，“在国外30多万美元的立项说没就没了，是要追究责任的。中国有些领导把公共空间看作自己家客厅，我需要就要，我不要就拆，这是中国公共艺术面临的最大困惑。”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吕品昌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中国公共艺术最根本问题还是领导个人在拍板。领导、老板们喜欢的，公众未必喜欢，结果往往就是拆。如何把城市中的公共艺术建设好，是一个体制、机制问题。

　　缺乏与城市文化的契合

　　城市公共艺术这个概念的提出，至今只有40余年历史；而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也是近20年的事。回顾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殷双喜把其分为纪念型、审美型和功能型3种。新中国成立以后，纪念碑是政府投资的主要方向；西方公共艺术的显著趋势是，越来越倾向于艺术审美、生活功能。

　　“许多公共艺术有似曾相识的形式套路，缺乏与地方文化和环境的对话，缺乏思想深度和创造性。它们充斥在我们的城市空间。可以说是缺乏艺术性和社会性，这是目前公共艺术领域存在的普遍问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翁剑青认为，公共艺术外在形式的审美价值以及对于所在空间环境的美化和装扮，远远不是它最重要的文化属性，也不是它最重要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核心。公共艺术的文化要义和社会职责，是反映和激励社会公众的思想、情感和诉求的自由表达。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杜大恺对爱尔兰都柏林城中心的“光之纪念碑”印象深刻。“这个锥体契合了整个爱尔兰人的期待、希望和理想。”杜大恺认为，一定要尊重公共艺术的生态性、生长性；也就是说，不要让某件作品“放在这个城市也合适、那个城市也合适”，要从一个城市特殊的、所能预见的机遇出发去考虑作品创作。

　　寻找内在的呼应

　　如今，中国的公共艺术创作者一方面反思自身，一方面放眼国际，寻求成功经验的借鉴。

　　华盛顿公共艺术所体现的包容性，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邹文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华盛顿的一个博物馆中，有一件展品就是一段公路，公路上有真正的车、警察以及其他交通设施。在工业文明进程中产生的城市细节被保留下来，形成一种具有现代感的城市审美。华盛顿在200年前规划的原有格局中搞建设，使城市更加精细化。“我们在建设城市的时候也要重视微观，重视精致，否则，只会不断地去建大雕塑。”邹文强调，要利用细节去表现地域的专属性和个性面貌，这样能解决“千城一面”的问题。

　　“在德国，公共艺术其实是一个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的交接点，这一点我相信对于中国也有一些启发意义。”柏林自由大学西本哈尔教授在发言中说。

　　但是，照搬西方的公共艺术，显然是没有可持续性的。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表示，中国不能永远走别人走过的路，中国的公共艺术应该与中国的城市建设找到内在的呼应。这种呼应是美术建设的呼应，也是共建、共生、共享的呼应。（赖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