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大骂"张春桥思想"：写得再多也是一堆狗屎

　　1975年2月3日，毛泽东的专列驶出了长沙。他结束了一百一十四天在长沙的生活，回北京去了。

　　毛泽东决定回京，因为四届人大已经召开，北京的政治局势变得稳定了。再说，2月11日是乙卯年正月初一，考虑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家过春节，毛泽东告别了长沙。

　　毛泽东的眼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向来是亲自阅读文件的他，只好由张玉凤代读。本来，这是机要秘书徐业夫的工作，可是徐业夫患癌症，不得不住院治疗。

　　徐业夫是安徽人，戴一副金丝眼镜，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也擅长写文章。他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深得毛泽东信任。他跟毛泽东有一共同嗜好--抽烟。毛泽东晚年患支气管炎，一抽烟，咳嗽很厉害。徐业夫让毛泽东试着抽他的四川雪茄。毛泽东看着这又粗又长的雪茄笑道：“说不定是个纸老虎！”一抽，果真咳嗽减轻，此后，毛泽东便改抽四川雪茄……徐业夫病重，使毛泽东失去了一位倚重的机要秘书。

　　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同意，从1975年初起，任命张玉凤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姚文元是个“写家”，往日三天两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自从成为“中央首长”之后，虽然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但是“人贵言寡”，在报纸上几乎见不到署名姚文元的文章了。在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之后，所能见到的，只有1970年12月21日发表的《在首都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之类文章。

　　张春桥呢？十六岁就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而“文革”之中见诸公开出版物的，却只有196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一书所收张春桥文章：《代表五省市革委会代表团的讲话》。

　　1975年春，出现了反常现象：邓小平1月刚刚主持中央工作，2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3月号的《红旗》杂志登出署着姚文元大名的长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4月号《红旗》杂志紧接着发表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张、姚的文章，是由毛泽东的一段话引起的。

　　如前所述，在1974年12月，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正在那里休养的毛泽东汇报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在谈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之后，又谈了另一个问题，即理论问题。

　　关于理论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王洪文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毛泽东还说：“我跟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问题。”

　　毛泽东这话，是指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曾经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毛泽东接着对周恩来、王洪文说：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读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注：《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1988年版，第221页。)

　　这就是说，毛泽东出了题目，要张春桥、姚文元做文章了！

　　张春桥和姚文元，先是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经毛泽东圈阅，于1975年2月18日发出。这一《通知》，向全党公布了上述的《毛主席指示》。

　　既然毛泽东指示“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张春桥、姚文元就组织班子，编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印成大字本，送毛泽东阅。

　　说实在的，自从陈伯达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论天才的几段语录》遭到毛泽东痛斥之后，谁都不敢编什么语录了。这一回，由于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张春桥、姚文元编语录，他们这才编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经毛泽东同意，在1975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以及《红旗》杂志发表。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毛泽东关于理论学习的指示作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