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有必要创立一门“人文森林学”

　　我们要到古树年轮里去找历史事件和人物。比如，见证了朝代更替、名人来去的陕西黄帝陵柏。图为1983年中国邮政发行的“黄帝陵-轩辕柏”邮票。

　　树木是与文字、文物并行的人类的“第三部史书”

　　人类从森林中走来，森林是人类的家。但是，人类自从走出森林，进化为有改造自然能力的人，就开始了对森林的利用、掠夺和破坏。人们以各种理由攫取森林资源，如建筑、家具、烧火、垦荒、战争等等。而当这个“家”被破坏得满目疮痍，不能再遮蔽风雨时，才大吃一惊，又回过头保护树木，重建生态平衡。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就像无知的孩子，森林像一个慈祥的母亲，一直注视着他的进步，记录着他的举动。

　　其实，人类除为了生存而进行物质生产外，还进行着政治、文化方面的活动。森林、树木也在默默地注视并记录着这一切。因为地球上比人年长的、有记忆的生物只有树木。又因为人与树木恩恩怨怨，相依为命，这种记录就更同步、准确、生动。它不是机械的碳-14测定，不是发黄的史书，森林本身就是一个活的生命，与人类相依为命的生命。在人类之前，它就存在；如它消失，人类也必将不存。树木可以视为是与文字、文物并行的人类的“第三部史书”。

　　有必要创立一门“人文森林学”

　　我们已经知道了森林的重要，专门建立了有关森林的各种学科，如分类、培育、养护、采伐、加工等，但迄今为止都还停留在生产和生态层面，还有一个更高的第三层面——“人文层面”亟待开发。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门新学科——“人文森林学”，专门研究树木与人的文化关系，即研究人怎样影响树木，树木怎样记录并影响着人的文化活动。这是一门交叉学科，可以以林学或生态学为主体，具体怎样归属，放在哪一级还待研究。这门学科理论与实践并重，应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研究森林、树木对人的行为活动的记录。首先，对那些记录、保存了重大人文活动的树木进行保护，编写《人文古树传记》，并分级授予“中华人文古树”之名，挂牌保护。过去，我们多用古树年轮来分析气候、生态变化。现在，我们要到古树年轮里去找历史事件和人物。比如，见证了朝代更替、名人来去的陕西黄帝陵柏；见证了台儿庄战役，至今还留有弹孔的古槐；见证了春秋战国史的山东莒县古银杏；见证了清代收复新疆的河西走廊左公柳；见证了八年抗战的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前的红心杨等等。福建三明有一片1.8万亩的“格氏栲”树林（全球仅存两片，另一片在巴西，只有600亩）。格氏栲树种因100多年前英国传教士格瑞米在中国发现而得名，这片林子因林学家郑万钧先生建议得以保护，躲过了大跃进、“文革”之难。就是说我们从这片林子里能读出传教士文化、大跃进和“文革”文化及生态建设文化。为什么我们特别重视树木对人文活动的记录，原因只一个，因为它是唯一活着的可以与人“对话”的生命。地球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种这样的生命。就是对那些已死掉的大树，也应选取一些制成“年轮图”标本，像保存化石一样精心保存。

　　其二，研究森林对人的行为活动的影响。如森林民族、狩猎文化、游击战争、森林艺术等等。如鄂伦春族是狩猎民族，没有森林也就没有鄂伦春。如澳大利亚多桉树，有油，易失火。用过火木雕刻倒成了一门艺术，我在当地就专门看过一个这样的展览。

　　其三，研究人的行为活动对树木、森林的影响，以便对以后人的生产、生活、文化行为作出合理规范。比如战争、开矿、垦荒、城建、校园、村落、宗教、丧葬对树木、森林的影响。当年我当记者时，曾在晋西北见到一片日本侵华期间抢伐后枯死的森林，令人触目惊心。那齐腰高的树桩显示出侵略者急偷狂抢，掠夺资源的强盗心理。现在，高速公路建设、城市扩建、社区改造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树木破坏。而河南的关羽林、成都武侯祠、贵州安顺的古榕树林、江西乐安乌江两岸的十里古樟，还有一些大寺庙（如河南的比干庙、岳飞庙）所依存和繁衍的森林则郁郁葱葱，显示出道德崇拜和信仰的力量。

　　其四，研究并实施“国家人文森林”工程。这项工程包括四项内容：一是在全国评选“中华人文古树”一百棵，并由林业、文化、旅游、文明委四家联合挂牌。二是现在我们已有生态保护意义上的“国家森林公园”，还应该有文化保护意义上的“国家人文森林公园”。对那些曾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的林区、林地可辟为“国家人文森林公园”进行挂牌保护。例如，可建设：曾养育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抗联国家人文森林公园”，曾是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的“井冈山国家人文森林公园”，孔子故里的“曲阜孔子国家人文森林公园”等等。三是将一部分有条件的“遗址公园”改造成“国家人文遗址森林公园”。森林是大地的服装，穿衣既是为了遮风挡雨，也是为了文明美丽。许多珍贵遗址常年裸露于风雨之中、烈日之下，如扒去衣饰之美人，实为人心之不忍。我国有许多古战场、古遗迹群，凡有森林或营林条件的都可引导建立“国家人文遗址森林公园”，为遗址披上绿装或围上一条绿纱巾。如“圆明园国家人文森林公园”、“明十三陵国家人文森林公园”、“金沙滩古战场国家人文森林公园”、各种“石窟艺术国家人文森林公园”等等。这样既有利于改善遗址环境，保护文物，又增加了森林的存量。四是探讨“重回森林”的生活模式，建设“森林生活小区”。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重回森林，但是让我们的城乡不要过分裸露则是必要的。印度洋上的小国塞舌尔全国实施“房高不超树高”的法律可以借鉴。至少可以制定一些“乡村森林生活小区”、“城市森林生活小区”的样板。其标准是“房高不过树，路宽仍有阴”，现在一些小镇、老街仍然保存有这样的景象（如北京的南长街、正义路）。

　　其五，城市规划要增加一个新的概念：“城市灰绿比”。城市的过度开发、疯狂建筑、汽车狂增都严重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单森林覆盖率已不能反映生态实际。看一个城市的生态要用灰绿比来衡量，即[马路面积+房屋建筑面积+汽车保有量]（灰）与[绿地+水面]（绿）之比。

　　创立“人文森林学”的特殊意义

　　创立“人文森林学”和实施“人文森林工程”有特殊的意义。它将在更深层次上调整人与森林的关系，这不但将改善森林的生存环境，也将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说白了，就是借森林来保护文化，借文化来保护森林。从森林保护的角度来讲，引入了人文概念，增加了人们对树木的敬畏感、亲近感，将极大地减少破坏；从文化保护角度来讲，引入了绿色的人文记录和森林因素，增加了许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历史教育基地，将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唇齿相依，唇亡齿寒。人类既是森林的朋友，又是森林的大敌，化斧锯为雨露，必将带来绿色满人间。树木给我们的将不只是物质财富、生态环境，还有人文价值、文化贡献。（《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梁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