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社科院被边缘化 院长主要工作“找钱找项目”(2)

　　迎合领导，不是巩固阵地，而是放弃阵地。

　　缺乏充足的物质保障，特别是研究经费不足，这已成为制约省级社科院顺利实现向新型智库转型的瓶颈。“但你给地方都没有做贡献，凭什么给你钱呢？各省社科院应该在做贡献中求发展。”任宗哲说。这也就是社科界 常说“有为才能有位(位子、地位)”。

　　社科院要在地方决策咨询体系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在地方党政智库的“五个层次”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找准自己的定位，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高校是在做知识创新，就像打井，越打越深；党委、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处在工作一线，要针对当下领导关心的问题，提出现状分析和对策。社科院应当在这两者之间找平衡点，利用自身基础理论功底扎实，对省情、市情了解深入的优势，致力于提供本地区中长期的发展战略。各地方院应当分析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找自己有所作为的发展空间。”任宗哲如此理解地方社科院的定位。中长期、战略性、应用性，比领导干部的考虑“快半步”，基本已成为各地社科院研究方向的一种共识。

　　但在实际中，不少社科院的研究不仅没能“快半步”，反而是跟在领导干部后面走，参谋与咨询的功能无从谈起。由于是官办体制，很多时候社科院更多的是在解读路线方针政策上下工夫，真正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常常得不到重视。“这样的做法也迫于无奈，比如说，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给省委、省政府决策多提一些意见，特别是多提一些不同的意见，恰恰就容易惹人家不高兴，拨下来的钱更少。”某省级社科院院长说。

　　“上面领导提出了一个什么思路，想办法去把它说圆了，任务就完成了，领导也高兴。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没有理论积淀，没有文化积淀，不利于社科院的长远发展。”在赵宗福看来，地方社科院应该致力于把研究成果转化成党委政府的意见，高质量地为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服务，而不是做低层次的官样文章。

　　“社科院现在地位已经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了，长期养了那么多的懒人、庸人，队伍人数不少，文章没少发，材料没少报，有用的不多，这是不行的。”鲍振东说，作为地方社科院来说，的确应当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作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意识，但不是说要迎合地方党委、政府，迎合某个领导，“那恰恰不是巩固阵地，而是放弃阵地。”

　　最大的对手：

　　麦肯锡这样的国际智库

　　要打造成一支省委、省政府“想得起、用得上的快速反应部队”。

　　“我们的‘客户’，越来越挑剔，越来越难应付。广东省委、政府的领导，博士毕业的很多，素质都很高，你要能帮助他分担一些问题，给他对策性的思考，他才觉得你有价值。他对研究报告既要求快，又要求系统，而且还要求实。”经济学出身的王珺喜欢把省委、省政府称为自己的“客户”。而他希望用订单导向、打包结算的方式破解科研经费短缺的难题，走出一条地方社科院发展的新路。

　　“今年4月，我报了25个题，让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去勾选，其中23个题都被勾了，我们计划用三个月到半年把他们勾选的课题做完。”这就是王珺所说的广东社科院研究课题的“订单导向”。

　　正如他所说，广东对于决策咨询的需求是旺盛的，但同其他省级社科院面临的困境一样，给省委省政府做的这些课题常常是“免费的午餐”——每年下拨了人员经费和一定的科研经费后，省财政往往不会为某个或某一批课题再拨经费。

　　“一个课题三五十万元，你让省长、书记一个个来批，他不是这样的角色，太小家子气。今年我要打开局面，如果领导觉得我们今年的课题做得很好，明年我再提交课题的时候，就打算提出费用了，一揽子跟主管领导谈，打包结算。”王珺直言，“社科界常说‘有为才能有位’，但我说，‘有为才能有钱’。”

　　虽然每年六七千万元的科研经费已经令兄弟单位艳羡，但王珺也有自己的压力。在经济发达、对决策咨询有高需求的广东，“我们现在竞争中最大的压力，就是麦肯锡、兰德这样的国际智库。它们已经给广东做了不少项目。比如，兰德公司就给广州知识城做了创新体系研究。”王珺说。

　　面对外部的竞争，首先要调动内部的力量。王珺想把广东社科院打造成一支省委、省政府“想得起、用得上的快速反应部队”，“没有好的待遇根本就没戏”。

　　首先应是分配机制改革

　　吃“大锅饭”，是阻碍科研人员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科院要想活得更好，人事制度、课题管理、评价机制、分配制度等各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但不少省级社科院却坦陈“改革乏力”。

　　首先，由于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党政机关模式，在人事、经费管理上实行统包统配，干部能上不能下，专业技术职务易聘难解，干好干坏差别不大甚至一个样，所以在社科院内部没有竞争意识；其次，真要参与竞争，也没有竞争力。

　　鲍振东给记者讲了他在辽宁社科院搞人事改革的经历。“2006年，我们实行竞技上岗，结果下去了几个处长，有的就到处告状，弄得我很被动。书记、省长一见我就问，你们咋整的，上访的这么多。在社科院，改革没有形成气候，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人员没有危机感，让一部分人利益受损的改革难以推动。如果没有强大的外部压力，没有外部的监督机制、倒逼机制，社科院不会改革自身。”

　　不想参与竞争，背后原因是没有竞争力。一些院长自嘲地方社科院是养懒人、庸人的地方。研究人员习惯在网上做文章，抄来贴去，拿不出实实在在、能够回答时代问题的成果。

　　什么才是评价社科院工作好坏的尺度？“地方社科院之间，常常是竞争房子有多大、人有多少、在科学期刊发表多少文章、领导有多少批示、财政拨多少钱……这种竞争没有实际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只是表面的风光，也是泡沫。”鲍振东说。

　　不少院长都认为，地方社科院的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地推动，各级党委、政府对社科院有定位和制度安排，同时还需要创造改革的良好氛围。首先需要改革的可能是分配机制。

　　据介绍，在大多数地方社科院，科研人员除了领财政下发的工资外，不得再从课题经费中提取报酬，课题经费只能用于差旅经费、调研经费等实际支出。也就是说，科研人员从课题中得不到经济报酬，这就是所谓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吃“大锅饭”，这是阻碍科研人员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中国社科院开展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就将“报偿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改革与创新点——将科研人员智力劳动的成本支出作为科研经费支出的重要一部分，从根本上杜绝“虚假报销”。

　　“在我们院，科研人员希望找发票虚假报销，从科研经费中获得一部分变相的收入，而财务人员严格执行财务规则，双方老是有矛盾。有一个人拿了7万多元的汽油费发票来报销，财务人员一算，7万多元如果买成汽油，可以开车绕地球两圈！各省社科院如果都查就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不是只有少数人这么做。这是分配制度造成的。”一位地方社科院内部人士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