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吧，记忆》中住在沙发和床上的祖母

　　《说吧，记忆》中，纳博科夫的祖母“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一张沙发上度过的，拿把象牙扇子给自己扇，手边总有一盒糖球或一杯杏仁露。”吃糖球、摇扇子，这还不是沙发生活的全部，她“还有一把镜子，每隔个把小时总要用一个很大的粉红色粉扑重新往脸上扑粉。”

　　帕慕克的祖母更喜欢呆在床上。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中写道，祖母“盖着厚重的被子，靠在一堆羽绒大枕头上”，在床上吃早餐：“煮得很嫩的蛋、羊奶酪和烤面包”，在床上接受外出上班或上学的晚辈们的问候，接待来访客人。祖母的床也是家事监控中心。依靠梳妆镜的巧妙安置，祖母的目光沿着走廊一路看下去，“经过通道、玄关、客厅，一直到眺望大街的窗户”，家里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不管进进出出送报纸、牛奶的人、偷懒的厨子，还是不愉快的斗嘴，挑拨是非的阴谋。

　　于是，通过大师们的回忆，这两位住在沙发和床上的祖母，很少出门、很少晒太阳，终年都是懒洋洋、有气无力的，与其说是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不如说是她们那个时代那个阶层的化石。大约是像纳博科夫制作的蝴蝶标本，在固定位置以固定姿势，展示自己的有钱有势、雍容华贵。20世纪上叶已步入老境的她们，作为贵族阶级的遗民，分属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贵族的标志就是悠闲。在乡间，有宅邸有庄园有佃户的请安，在城市，有一整幢公寓有夜夜的歌舞升平。

　　贵族阶层的女人，最爱得的病是心绞痛和偏头痛，夏日漫长的午后在卧室度过，百叶窗一定要拉上，只允许少许光斑随着窗外树影婆娑，在墙上摇曳。她们通常都有一个精力旺盛的丈夫，不然就没时间得慢性病，还有至少一个儿子，儿子巩固她们的家庭地位，还有一个忠诚的贴身女佣，负责报告家里一切动静，帮着监视丈夫的社交活动。

　　她们时时捧着心，皱着眉，一副逆来顺受的苦命样，神经却跟雷达一样灵敏，想象力相当丰富，往往伴有幻想症。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弱。整天有各种补品养着，能弱到哪去呢？在俄罗斯的冰天雪地，纳博科夫的祖母喜欢敞开窗户睡觉，即便雪盖满了她的床，也休想把她冻醒。帕慕克的祖母是个大胖子，胖到穿紧身胸衣成了惨绝人寰的酷刑，为了避免那玩意的折腾，她绝少上街，“像是每四十年发生一次”。

　　别以为两位大师在丑化自己的祖母，他们颁给她们的沙发或床，实际上是个荣誉称号。在君主专制时代，无论中外，无所事事和慢性病都是贵族象征，勤俭和好胃口反倒只是农民的习性。如果你一天到晚躺在床上不操心吃喝，摇摇铃，还有人进来给你按摩，得，那你就小康了。而那些整天踢踢踏踏来回走动、身体健美的小姑娘小伙，则是“贱命一条”。蒲松龄形容手脚麻利的丫鬟：“把两根腿轮打开，欢欢的好似那马耍蹄、驴打槽，兵天嗑地的走上楼来。”是夸还是损，一眼可看出。现在呢，时代不同了，贵族都上健身俱乐部，而那些爽快利落的大脚姑娘，没准还有大出息，至少，也会是个出色的业务员。(寇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