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编订最通行的“国史”标准本(图)

　　中国人有“重视历史”的传统

　　早在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首次提出整理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的建议。1957年4月25日，《政协会刊》第2期中刊登了郑振铎的文章《整理古书的提议》，指出“这是千秋的事业”，要做成“历史上最正确、最可靠、最有用的”一个定本。

　　令人遗憾的是，一年后郑振铎因飞机失事而殉职。但“二十四史”的整理点校，两年后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付诸实施。

　　历时20年的“二十四史”整理工作，以“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和“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为起点，以“文革”开始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8年至1966年。

　　按照计划，前四史《史记》、《三国志》、《汉书》和《后汉书》都要在国庆十周年之前出书，作为国庆献礼。但由于整理工作过于艰巨，最后按计划出版的只有《史记》。

　　“翠微校史”

　　归因于“分散在外地院校点校的各史常被教学和科研任务打断，时做时辍，时间没有保证，影响进度，连带质量也要发生问题”，由赵守俨提议，经金灿然与齐燕铭商量，中华书局向主持中宣部工作的周扬报告，要求把各史点校者借调到中华书局。

　　1963年8月，中宣部发出调令“借调外地的专家共同来进行”。

　　调令中的借调名单有：“武汉大学：唐长孺；山东大学：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中山大学：刘节；吉林大学：罗继祖；南开大学：郑天挺；杭州大学：任铭善。”1963年冬，除了任铭善外，名单中的专家都先后到京，住进了北京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开始了“翠微校史”的生活。

　　据从长春赴京的罗继祖日后回忆，当时的点校组不吃中华书局的食堂，单开小灶；人各一室，每人就在室内工作，上下班的时间也不加规定。据中华书局留存的1964年《二十四史工作汇报》记载，来京学者“在生活方面，挂上了蚊帐，又买了凉席”。当时，从来自南方的专家获得增加的大米供应，到解决大家的医疗问题，乃至添置单人沙发，无不照应周全。这些人到京后不久便是国庆节，每人均获一张观礼券，那是罗继祖第一次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这段时间的点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晋书》完成了点校并部分发稿，《周书》、《南齐书》、《陈书》付型，《北齐书》、《梁书》的点校也基本结束，其他各史都做了程度不等的工作，为以后的继续点校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度停顿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

　　1965年，点校《唐书》的中山大学教授刘节“拂袖而去”，离开了点校组。在中华书局批判他的会议上，刘节发言说：“我是学孔子的，我从孔子得到了好处，我不能忘恩负义。孔子的学说我用得上。开会总要发言，发言就要讲真话。我写了《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结果就开大会批判我，在大会上我没有认错。很多人劝我退休，我相信党，所以我不怕。”

　　据罗继祖日后回忆，1966年5月，“当时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文出，大家已预料一场浩劫将不免。”作为历史学家，刘节不可能对那场浩劫没有预感，但出于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仍在学术研究上发表《清官是人民的要求，不是统治者的美化》，反对姚文元。刘节因此成为中大“文革”中第一批挨批斗、被迫害的教授。

　　当外地学者开启“翠微校史”之时，原在北京的各位先生仍然各自在家点校，以碰头会的方式商量问题。但有一位先生例外，负责点校《金史》的辽金史专家傅乐焕，曾于后期住到中华书局的招待所。不多久，傅乐焕亦被所在单位勒令回校检查。据曾与其联床而居的罗继祖回忆，“他是傅斯年的侄子，读书时就住在他的家里，生活和学业上都得到傅斯年的不少帮助。而在上世纪60年代，受‘血统论’影响所及，傅斯年就是反革命的代称，加之傅乐焕还与胡适有不少关系，这在当时是被看作重大的社会关系。所以运动刚一开始，学校就把他作为重点，要求他停止中华书局的工作，回校检查并接受群众批判。”

　　傅乐焕生性内向，平素不苟言笑，昔日同窗曾有一说法：“乐焕不乐（平日一脸严肃），恭三不恭（邓广铭，字恭三，平时颇有些恃才傲物），政烺不政（说张政烺书生气十足，根本不懂政治）”。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傅先生更是惶惶不可终日。1966年5月，傅乐焕离开翠微路大院之后，在陶然亭跳湖自杀。

　　据罗继祖回忆，继刘节被逐、傅乐焕投陶然亭湖水自尽后，山东也来信要求王仲荦和卢振华、张维华回校参加运动。点校工作实际上已难以为继，只好宣告暂停，各自回校。

　　艰难的恢复

　　1967年，正“当红”的戚本禹下令继续点校工作，且可以使用“旧人”，使得停顿了一年的点校工作得以恢复。“在满城大字报和口号声中，居然有一块地方能够坐下来读书、搞业务，这在当时的北京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有幸参加这一工作的知识分子，乐得在这块小天地里逃避一时，即使在大热天里来回跑跑，也在所不辞，不以为苦”，赵守俨曾撰文章回忆。

　　当时因为运动，很多“旧人”已不能来，“工农兵”参与了领导工作。有人提出，在标点上也应当体现出“阶级观点”，如认为“帝（崇祯）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这是骗人的鬼话，决不能用感叹号，要改用句号”。

　　遗憾的是，此度恢复，只维持了一年多，随着戚本禹垮台，业务摊子自然解体。中华书局称，“这段时间基本上是按照原来办法工作，新的点校原则始终未确定，进展不大。”

　　直至1971年2月才有转机——针对甚嚣尘上的“文化专制主义”，周恩来向出版界提出恢复出书的要求，并针对当年对书稿的审查、修改特别指出：《资治通鉴》还用审查吗？“二十四史”还要修改吗？

　　“总理：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目前只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种，其他都未印出。此次出版会议可否将此项任务分工继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材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这是1971年4月，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前夕，有关部门在请示并获得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写给周恩来的信。周恩来当日即批复：“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

　　4月7日，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及国务院出版口、中华书局领导并学部留守组军代表等，前往东城区干面胡同，到年事已高的顾颉刚家中传达批示。尽管身衰体弱，顾颉刚在接到批示后，还是用了一个多星期，写出了一份《整理国史计划书》，系统地谈了自己的设想。一纸批示，顾颉刚书库里的封条被揭掉了，薪水复原了，医疗关系转至北京医院高干病房，插队子女也被调回身边。

　　1971年6月，启功被单位军代表办公室的人告知，说“二十四师”要调他去。启功听了一头雾水：“莫非要把我进一步看管起来？我什么都没做啊！”第二天才问明白是“二十四史”。启功很高兴地前往中华书局报到。

　　王钟翰先生当年被借调到中华书局时，被告知“一借就是三年”，不想他一待十年，1980年秋才调离书局。

　　最通行的“国史”标准本

　　1977年11月，“二十四史”点校本中最后完成的《宋史》（实际出书时间为1978年）出版，前后经历整整20年的“二十四史”点校终于完成。

　　“二十四史”点校出版工作历时20年，每个阶段参与点校的人有所不同，而且有些院校是集体参与，算上弟子门生，包括中华书局的员工，全部参与该项工作的人数约为三百多人。但在最初的版本上，甚至没有印上点校者的姓名。

　　此前，历史上刊印全套“二十四史”并较为通行的主要有三种版本：清乾隆年间的武英殿本、清朝末年由金陵、淮南、浙江、江苏、湖北五书局刻印的“局本”，以及近代由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问世后，各种旧版本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几乎全被替代，成为海内外学界公认最权威、最好的现代通行版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成为后来者做历史研究时最倚重的本子。采写/本报记者 朱玲

　　注：本文参考了《二十四史工作汇报》等中华书局馆藏档案，感谢中华书局何明昕女士对本专题的支持。

　　点校本《史记》修订了什么？

　　以赵生群先生为主的修订组成员都是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系的教师，长期从事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相关研究。从2005年最初的调研阶段开始，修订组为之连续不断地工作了近八年。

　　《史记》修订本的主要成就包括：

　　1.广校诸本。修订组全面而系统校勘了北宋至清有代表性的多种《史记》刻本，以及十余种日本钞本、敦煌写本。选用善本之精，校勘规模之全，超过此前各家。

　　2.新撰校勘记三千三百余条。

　　3.订补疏误，后出转精。充分利用清代至今前贤时彦及日本、海外学者的校勘、研究成果，适度参考出土文献，择善而从。

　　4.尊重底本、优化完善。

　　5.多领域专家协作。点校本《史记》修订同时邀请天文、历法、礼制、中西交流等专门领域研究名家参与修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