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淡出军界因与彭德怀误会太深？

　　百团大战的报告引起更深的误会

　　1944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进行高干整风运动，按地方和军队系统召开会议，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头一天由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报告，翌日召开晋冀鲁豫区的军队高级干部座谈会。4月30日上午，由刘伯承代表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工作报告，对晋冀鲁豫七年来的抗战加以全面总结。

　　刘伯承的报告涉及到许多方面，其中一个敏感而引人注意的问题，是早在一二年前就在党内军内引起争议的百团大战问题。

　　刘伯承在报告中肯定了百团大战的功绩，但也毫不隐讳地指出了其中的缺点。这些缺点除了战役发生后一两年相应暴露出来的问题，如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实力，引起日寇重兵的疯狂报复，事实上帮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忙，对日军进攻方向作了错误估计而过早发动战役等等，还提到了指挥上的失误问题，包括没有发挥游击战与正规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

　　刘伯承报告中对百团大战的批评，并不是针对彭德怀的，是对整个晋冀鲁豫抗战工作的总结。而且，刘对这些问题结合自己作了自我批评。但是，令刘伯承始料不及的是，他的报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个战役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一大罪状。

　　百团大战曾经为华北的抗战局面作出过不可否认的贡献，到头来却被批得一钱不值，还被扣上了无法接受的帽子，性格耿直的彭德怀当然想不通。因为对百团大战的批评最初是由刘伯承在公开场合提出来的，尽管以后那些越来越走样的东西并非刘伯承所讲，但彭德怀对刘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

　　刘伯承被推到风口浪尖

　　1950年7月，刘伯承辞去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来到石头城创办南京军事学院。经过6年多的呕心沥血，这所“东方的伏龙芝、西方的西点军校”被刘伯承打造得颇具规模。在“全盘苏化”的历史条件下，南京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许多苏联军事人员任教官，连课程设置和教学训练都按照苏联的一套。当时的反教条主义之风一刮，南京军事学院就不平静了。

　　南京军事学院的情况，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重视。国防部长彭德怀与毛泽东作了长谈，在取得了毛的同意后，于1957年2月亲自率领包括二名大将、三名上将在内的12人工作组，进驻学院调研。显然，彭德怀对军事学院教学的评价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这时，刘伯承正在北戴河养病，但他敏感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三次写信给南京军事学院党委，观点鲜明地表示要重视反教条主义的思想检查。数月之后，刘伯承致信彭德怀和毛泽东，诚恳请求辞去在南京军事学院所担任的职务。不久，中央军委批准他的辞职，任命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上将任政委。刘伯承主动揽过，引咎自责的壮举，没能阻止反教条主义的深入发展。

　　6月23日，正值批判会议的紧张阶段，毛泽东到会，在越发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作了表态性讲话。毛泽东的语气中流露出明显的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自己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我们自己的嘛，另外参考人家的。”

　　对于南京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接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语气略有加重：“伯承身上的旧军阀习气就完全没有了吗？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我看还是有的。他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块儿，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抗战时期，好一点。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进了大别山，也不行。办了军事学院，好为人师，搞起了老本行——教条主义，莫误人子弟哟。”

　　作为最高统帅，毛泽东这番话的分量非同小可。彭德怀顺着毛泽东的话题，板着面孔说道：“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连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7月10日，66岁的刘伯承由人搀扶着走上讲台。他的检讨，既有实事求是的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判。他把所谓的“另一条军事路线”的罪责一肩扛了下来，把自己钉在了“教条主义”的铁板上。整个检讨中，刘伯承语调低沉，中途多次哽咽，几不成句。

　　发生在1958年的这场颇有声势的反教条主义斗争，最终以刘伯承泪洒怀仁堂和以他为头面人物，包括萧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等一批著名将领被撤职、降职、淡出军界而降下帷幕。仅仅相隔一年多，彭德怀在庐山那场与反教条主义如出一辙的政治斗争中，饱受折磨，承受了远比刘伯承悲惨的磨难。

　　(据《党史文苑》 晓龙 疆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