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读梁启超？

　　□顾则徐

　　所谓读书之入手，也就是读书之切入，从一个点切入，这个切入有利于通达到其他，便捷于从读此书到读彼书，就是一个好点。这个切入点可以是一本书，也可以是一个人。

　　术业以外，读书有兴趣与志趣之分。出于兴趣的读书，要紧在一个“兴”字上。既为“兴”，便是乘兴而来，乘兴而去，首是多翻翻，次是翻见兴致处，就读它下去，若是没有兴致，就搁到一边。出于志趣的读书，要紧在一个“志”字上，跟出于兴趣的阅读虽然都讲究一个“趣”字，但毕竟有所不同，要讲究选择，讲究效率，不利于志者少读，乃至不读，利于志者不仅要读，更且要“啃”。

　　出于志趣的选择，最难是读当代书。最近有位中学历史教师困惑于出版的新书太多，不知如何选择才好，便问了我这样问题。我建议她：选择之法，有从出版社、丛书、作者着手三法，当代中国一些出版社无性格，丛书多陷阱，故已经不是好办法，最好办法要从作者着手。不妨信一个作者，他具备两个特点，一是要有学问，二是要够认真。能有这两点者便大致不错。比如余秋雨，学问倒是有点，于认真上则大有问题，颠来倒去编印贪利的新书弄不清到底有多少，虽然有一两本颇可读，但信了他，有他名字的书就拿来读，大可能倒胃口。信了余世存就稳妥，凡有他名字的书拿来读不会冤枉，同样姓余，写书、出书的态度大不同。信了一个作者，便可以从他的书里生发开去，假如读余世存，余世存在书里说余秋雨有本叫《文化苦旅》的书还不错，再去买来读，一定不会上当。按这方法读当代书，最是件合算的事。

　　有位书画理论家曾问我：近现代乃至古代的中国书，最好从哪里开始入手读？我答：最好是从梁启超读起。

　　所谓读书之入手，也就是读书之切入，从一个点切入，这个切入有利于通达到其他，便捷于从读此书到读彼书，就是一个好点。这个切入点可以是一本书，也可以是一个人。纵观三千年，试图找出一本十分恰当的书来切入十分之难，毋若找出一个人来，这个人莫若梁启超最佳。

　　自古以至近现代，以一人言论而独领一时代者，唯有梁启超一人而已。1943年时梁漱溟说：“就在近五十年之始，便是他工作开始之时。在距今四十年前，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的天下。在距今三十五年前后的中国政治，全为立宪运动所支配，而这一运动即以他为主……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但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大致来说，梁漱溟这说法是客观的，只是重于梁启超政治影响力则有偏颇。

　　就政治影响力而言，自戊戌变法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梁启超作为中国最重要政治家的影响力前后占据二十年左右。梁启超曾设想用一百个人的传记“包括中国全部文化的历史”，而政治家一类在清末民初他以为应是曾国藩、胡林翼合传，李鸿章、孙文、蔡锷分别专传，又遗憾地认为“蔡锷做时代中心的时间太短，不十分够”。(参见梁启超《中国文化史·专传的做法》)其实，从清末到民初的转型期间，他自己才是比蔡锷更有资格跟孙文一起做专传的人物。但梁启超的意义又并非局限于政治层面，在思想、学术的层面也许更为重要，是孙文所远不能比拟的，加以梁启超又是伟大的文章家，所以，他是一个时代最完整的浓缩和最完美的载体。

　　用现在世俗的话语来说，梁启超是一个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学术家、大文章家兼于一身的人物，可谓古今一人而已。读书如果要选择一人入手，所能获取的营养，还能有谁的著述能比梁启超的更良好呢？

　　(本文作者为学者，著有《梁启超哲言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