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家的革命者(图)

　　省档案馆藏有一张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一家人1935年底在其“官邸”的合影。照片中，张景惠坐在中间，左侧为七夫人徐芷卿，右侧为他的侄子张绍维，身后是被他捧为“尊宝”的二儿子张绍纪。后来，这位豪门公子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在父亲身边上演了一场机智巧妙的“潜伏”，张景惠的“官邸”也一度成为张绍纪所参加的“东北青年救亡会”的秘密据点。

　　张绍纪生母徐芷卿曾是戏剧名伶，1921年嫁给张景惠做七夫人，翌年张绍纪出生。在哈尔滨花园街的一座洋房里，张绍纪度过了他“九岁还不会自己提裤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童年。张景惠为儿子请了一位俄语家庭教师，张绍纪不但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还了解了苏联文化，知道苏联是一个消灭了剥削与压迫的国家，产生了社会主义思想萌芽。

　　“九一八”事变，1932年3月，伪满傀儡政府成立，张景惠举家迁往长春，出任伪满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别行政长官，5月就任伪国务总理大臣。张绍纪也就此结束了无忧无虑的小少爷生涯。一面是被国人戏称为“豆腐匠总理”的父亲对日本人的逢迎巴结，一面是周围同学隐藏不住的鄙视嘲讽，他内心苦闷彷徨，只有从巴金、曹禺等人的作品中找寻走出樊笼的路。

　　1938年，16岁的张绍纪收到了堂兄张绍维从日本寄来的信，鼓励张绍纪也来日本学习。两年后张绍纪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在堂兄的引领下，接触了马列著作，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毅然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留学期间，张绍纪就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刺探军事情报。1941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德国入侵苏联，苏联遭受重大损失。此时，被称为“马来亚之虎”的山下奉文即将接受新任务，他是南下，还是北上与德国共同夹击苏联？这是当时苏联最为关注的。张绍纪奉命一周内摸清山下奉文的去向。张绍纪以学习为名，每天到父亲的办公室查看有关机要文件，并找到了答案：关东军的精锐部队开始集结南下，1941年11月26日，山下奉文已秘密抵达三亚。张绍纪马上把这个情报送出。一个星期后，斯大林果断将远东地区的苏军调往前线，对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起到关键作用。

　　1943年，日本太平洋战争失利，日本本土不断遭到美军轰炸，张绍纪接到命令，结束留学生活回到父亲身边，正式开始了跌宕起伏的“潜伏”生涯。张绍纪被分配在长春情报小组，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获取日军情报，安插我党同志。他在聚会时故意奉承伪政府次长谷次亨，谷次亨得意洋洋地向张绍纪透露了统治伪满政府系统的秘密核心组织“火耀会”的情况，这一情报为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打击日伪发挥了作用。

　　日本战败后，根据党的指示，张绍纪利用张景惠俄文翻译的身份，与苏军“长春城防司令部”建立了联系，向苏军提供了大量情报，对肃清残匪流寇、维持治安、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张绍纪被混在伪满大臣和高官等汉奸里，一起抓到飞往苏联伯力的飞机上，被关在伯力监狱。作为一名“囚徒”，张绍纪心里十分难受，度日如年，他多次反映申诉，要求立即回国。可是苏方管理人员说：“这么大的一场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事情太多了。哪里能有时间专门甄别你一个人？等你们的政府一成立，马上送你回去。”

　　1950年5月，张绍纪作为第一批被遣返回国的战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被关押在沈阳监狱，让他苦闷不已的是手头没有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材料。正在这时，监狱下发了一张个人简历表，其中有一栏是“是否参加过何种反动会道门？”张绍纪眼睛一亮，机会终于来了，他用笔勾掉了“反动会道门”，填上了“没参加过反动会道门，参加过东北青年救亡会”，并注明了证明人。恰巧，张绍纪填写的一个证明人此时正在东北公安部工作，并管理着这个监狱。表格交上去了，东北公安部在了解情况后很快将他释放，重新分配了工作。张绍纪百感交集，向组织申请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梦实，寓意着梦想实现了。

　　1950年8月，当父亲张景惠随同溥仪等人作为第二批遣返战犯回国时，张梦实已经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看守。为了安抚溥仪等人的恐慌情绪，我党和政府特意安排张梦实和溥仪、张景惠等人见面。父子相见，百感交集。1959年1月，张景惠病逝。若干年后，张梦实在档案馆中看到了父亲的自白，其中有一句话写道：感谢政府对自己的宽大，感谢政府给自己的子侄一条出路。而张梦实1956年入党，曾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日法系系主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与家人过着平静的生活。(王心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