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临危受命” 在燕京大学历史上作出贡献

　　在燕京大学历史上作出最重大贡献之一的司徒雷登，临危“受命”之际，原本带着传播基督教义这样的“雄心”踏上北去征程。然而，也正是这位虔诚的传教者，在燕大的一次次曲折发展中，总是选择顺应形势，终将这所教会大学“脱胎”为当时全国乃至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知名大学。

　　了解一所大学，当然离不开其成就。燕京大学虽然只有短短的33年历史，却创造出令人至今难以忘怀的辉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燕大教授和毕业生有56人先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若按毕业人数相比，燕大无疑为翘楚。也就是说，这所规模并不宏大的大学，当年居然成为国内一大人才中心，仅全国著名教师便有胡适、吴宓、闻一多、冯友兰、郑振铎、周作人、钱穆、钱玄同、俞平伯、朱自清、顾颉刚、金岳霖等。

　　燕京大学于1919年由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三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本书籍此开端，讲述了民国一代学人的风采、教会学校在中国的曲折经历、燕大著名校友的逸闻趣事、燕大在抗战中的特殊作用、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不仅真实再现了一所大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图景，从中还可看到，在这所大学崛起背后司徒雷登的重大贡献。

　　在燕大历史上作出重大贡献之一的司徒雷登，可谓“临危受命”，他原本是带着传播基督教义这样的“雄心”踏上征程，然而，在燕大一次次的曲折发展中，却总是选择顺应形势，终将这所教会大学“脱胎”为当时全国乃至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知名大学。

　　不管是否出于司徒雷登的初衷，至少在最终结果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原本为弘扬基督教而来的司徒雷登，实际上在燕大的“去教会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司徒雷登的建议下，1922年，燕大“宣布废除强迫学生参加主日仪式和教堂礼拜等宗教活动的规定，第二年，又作出了削减学生必修的宗教课程时间的决定”。再后来，必修的宗教课程又改成了选修，同时加强了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课程的分量。除此之外，为让燕大更加“中国化”，司徒雷登在校园建设上不仅全盘采用中式建筑，还大量启用中国教职人员，像著名史学家、教育家洪业就被任命为文理科科长(又称教务长)。

　　司徒雷登这番呕心沥血的改造，使得燕大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与普通大学接轨。不过，这样的改造显然有违教会学校初衷，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出资者的不满。为此，在募集资金时，司徒雷登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反复游说。在对燕大改造过程中，司徒雷登自己的宗教思想也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质的变化，后来他甚至认为，“传教士、教会和教会学校不应该单纯地教授人们信仰宗教、背诵教义、遵守教规，而应该成为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在教义的指导下应对复杂的人生及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柱。”

　　妥协思想，贯穿着司徒雷登的燕大生涯，有时，这也是一种不屈的智慧。当铁蹄踏入北京的日军要求向燕大校园派驻日本教授时，司徒雷登一面利用自己美国驻华大使身份保护燕大，另一面请来了“对日本政府的冒险丝毫不表同情”的鸟居龙藏教授。

　　妥协，其实也是包容。当年面对国内非宗教运动形势时，如果司徒雷登没有妥协，燕大既不可能及时褪去浓厚的教会色彩，还可能成为运动的攻伐对象，影响教育。也正是在这样的妥协中，燕大逐渐形成了一种兼容并包、奋勇求知求索的强大力量。是真理总会发光。当年司徒雷登那些不为教会理解的做法，后来终于得到了教会的肯定。1939年，一位教会人士在给司徒雷登的信中甚至大肆赞扬，“我如此热爱燕京，她泰然自若地处理着一切——所有的类型、所有的班级、所有不同国籍的人、所有的观点和所有的信仰。”

　　这封来信，其实从表象角度形象地描绘了燕大精神。燕大精神浓缩于燕大“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之中，即虽历经劫难，但追求真理和自由矢志不渝。燕大校训由司徒雷登亲自制订，其灵感来源于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的'你必须明白真理，真理将给你自由。'”虽然燕大已去，但校训犹言在耳。

　　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相关学科分别并入中央民族学院、中央财经学院、北京大学，其校园也即今天的北大“燕园”。十年后，司徒雷登在美国华盛顿去世。燕大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但燕大的精神丰碑必将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