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困窘的潇洒》：王国维与亲人的 “死别清单”

　　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大都以儒家所谓的“士”自诩，信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价值观。但刘克敌却在字里行间不断提醒读者，只有爱上生活才能享受生活。

　　西方人常说“知识分子代表社会的良心”。而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而言，民国文人就是一群特别值得怀想的知识分子。

　　近年来，关于民国和民国文人的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刘克敌先生的新著《困窘的潇洒：民国文人日常生活》颇值得关注——它从日常的视角巧妙切入，以学者的思维带我们进入一个民国文人鲜为人知的世界。他认为，“最理想的对文人之日常生活的研究应该是这样，通过对一个个富有鲜明个性和富于生命力之文人个案的解读，在逐渐明晰和逐步走进文人内心世界的同时，我们也希冀能够不断地接近对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把握，以及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变革进程的把握。”

　　刘克敌从探讨民国文人的日常生活入手，以兼具学理性和可读性的方式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世界十分恰当地表述出来。如第七八章《“双城记”——民国文人在杭州、上海的日常生活》，通过描摹鲁迅、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音容笑貌，走进他们的日常生活，带领读者慢慢接近民国文人的灵魂，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和他们心灵的沟通，并对当下的世界和人生有所感悟、启迪。虽然，书中所涉及的文人们的日记、书信等材料并不新鲜，但他却能以其文人的敏悟细腻，引领读者获得不少新的观点。再比如，第六章《“一刹那中”显现之静安一生——从书信往来看王国维最后十年之日常生活》，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即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毋庸讳言，谈论此事不仅出新甚难，若欲服众则更是难上加难。但见刘先生举重若轻，避开“殉清”之类的习见词汇，始终围绕王国维的日常生活，以一张王国维与亲人的“死别清单”，轻而易举地做到了既出新又服众。他说：

　　根据这个名单，可以把王国维所“看见”的亲人死亡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除幼年丧母外，从1887年到1910年的十几年间，王国维先后经历了祖父、父亲、妻子、女儿等数位家庭中最重要成员的死亡，这对于尚处青年时代的王国维打击自然极大，直接加深了王国维本来就十分明显的悲观忧郁气质；一个是从1921年到1926年，短短六年间，王国维竟然经历了八位亲人的死亡，其所体验的“死亡意识”密度之大和刺激之强烈，恐怕在20世纪中国文人中极为罕见，大概也是刺激他最终走向死亡的原因之一吧。

　　更让笔者佩服的是，接下去书作者似乎在不经意间将笔锋稍稍荡开，把话题推展到知识分子自裁的问题上去：“自然，我不赞成自杀，但对那些走向自杀的知识分子，我一直抱有最高的敬意和最深切的理解之心，然后轻轻地发出一声叹息：就这样走了么，留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世界，这样一种近乎严冬的荒寒人生！我们这些苟活者，如果还愿意活下去，又该如何继续苟活的路程？”

　　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大都以儒家所谓的“士”自诩，信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价值观。但刘克敌却在字里行间不断提醒读者，只有爱上生活才能享受生活。每个人都无法避免“吃喝拉撒睡”，每个人也都必须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经济长期困窘的王国维先生希望儿子们都能捧上海关、邮政、铁路等铁饭碗，而不是继承他的学术衣钵，而鲁迅也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每次消费的具体情况。也正是在这看似俗庸上不了大雅之堂的日常生活中，蕴藏着民国文人的精神气韵、品格气概，和他们的皇皇巨著一样，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精神财富。刘克敌或许正是参透了这其中的玄妙，才悟得“在日常生活那些最熟悉的事物中其实蕴含有诗意的种子，只是它们在很多情况下为世俗的所谓常识所屏蔽而已”的真谛。

　　纵览全书，可以说书作者始终在用心良苦地传递着一个强烈的信号，即希望读者自身建立起对日常生活的“陌生感”以及对其采取批判性分析态度的“距离感”，培养读者对日常生活中各种看似无聊无趣活动的敏感性，从而深入挖掘其潜在的深层意蕴，并帮助更多的人了解那些民国文化巨人所经历的鲜为人知的幽微创伤，并获得和大师巨匠的心灵沟通，从而更好地看待当下的日常生活，将自己人生的每一天安排妥帖。(郭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