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真实的“翠平”：敌后秘密守护电台(图)

有画家读了徐佩珩的回忆录后，画了一幅钢笔画送给她，她很喜欢。

　　徐佩珩活到老学到老，九旬高龄还去老人大学学习剪纸，这是她的作品。

　　抗日战火中她与他假戏真做成伴侣

　　离开“余则成”40年“翠平”用字纪念

　　文/记者张丹羊 图/记者苏俊杰

　　日军轰炸时，广州市内的大小传媒打出了“保卫大广州”的口号。热血沸腾的她响应号召，与同样疏散到各地乡下的好友在信中相约：回到广州，为抗日救亡做点能够做的事。

　　黄埔夏园村一栋民宅里，午后的光线有些昏暗，徐佩珩佝偻着腰坐在旧藤椅上，双手摩挲着一枚自制的纪念章，淡淡地笑着，只是目光悠远。这枚纪念章是今年抗战胜利纪念日前，志愿者们送给她的礼物，其上刻有16个字：“卫国勇士、民族英雄、浴血奋战、救国救亡”。

　　19岁那年，徐佩珩投笔从戎成为一名无线电报务员。为了守护沦陷区内的秘密电台，她与搭档由假夫妻变为真伴侣，故事堪比《潜伏》中的“余则成”和“翠平”。燃烧弹中抢救电台，电池耗尽自制电池，及时发现敌情使日军兴建军用机场的计划胎死腹中……时光荏苒，如今她已94岁。在过去的岁月里，她将经历写就50余万字回忆录，手稿已被广东省档案馆收藏。

　　1937年日军轰炸广州时，不满18岁的徐佩珩刚从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中毕业。为了避难，她随家人好不容易挤上了从白云路广九火车站开出的火车，返回家乡黄埔夏园村。徐佩珩与好友陈粹声见大轰炸中解散的公立学校许多还未复课，不少孩子失学在家，便想办一间简易的街坊小学。

　　“采用复式教学，我俩轮流上课，该有的科目一样也不少。”徐佩珩说，学校越办越好，学生渐渐增加到30多个。然而，好景不长，日军很快又对广州进行轰炸，警报来时，她领着学生躲避，警报解除后，又继续上课。随着警报越来越频，学生也越来越少，街坊小学只艰难地坚持了四个多月。

　　1938年夏天，获悉政府当局组织“在营模范团”保卫广州后，身为家中独生女的徐佩珩瞒着母亲，偷偷考进该团妇女连接受军事训练，投笔从戎，成为一名女兵。

　　“假夫妻”成真伴侣

　　1938年10月，由于日军逼近，模范团女兵撤离广州。随后，徐佩珩考入广东省地方行政干训所通讯系，成为无线电报务员。

　　大火中抢救电台

　　1942年，徐佩珩接受上级任务，回沦陷区广州建立地下电台。不久，她和总部派来的龙学湖装扮成一对夫妻，携带着半年的活动经费、伪装好的小型通讯工具潜回广州。从桂林到广州，他们走了大半年，沿途历经曲折。

　　其中，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肇庆。当时，徐佩珩刚完成与总台每天中午12时的例行联络，正准备午睡，防空警报突然拉响了，没一会儿便传来震耳欲聋的飞机引擎声。她与龙学湖仓皇奔出，险些被炸弹击中，只得伏卧在地等待敌机飞离。

　　安全后，徐佩珩一骨碌爬起来奔回住处，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所住之处小小的地方竟中了3个燃烧弹，左右偏间和正间都燃着熊熊大火。

　　她和龙学湖不顾一切地冲进火海，尝试几次都被迫退了回来。这时，组员麦伯从后边小间的厅破门冲入徐佩珩的房间。所幸的是，床前书桌尚未着火，桌下的收发报机亦未受波及。麦伯顾不得许多，抱着机子从原路冲出来。

　　一路上，“假夫妻”的身份在行动中不便之处诸多。在肇庆逗留期间，总台曾来电征询意见，希望两人能从日后的工作着想结为夫妻。“当年一直想着抗日救国，曾誓言暂不谈情说爱。”徐佩珩矛盾了许久，最后想通了。“既然目标一致，为何不能共同合作、携手前进？”最终，两人经上级批准，正式结为夫妻。

　　1943年至1945年间，徐佩珩与龙学湖装扮成乡下人进入了黄埔夏园村，他们在此建立起秘密电台点，在最危险的敌后区域从事抗日工作。

　　敌后秘密守护电台

　　“我们将收发报机藏在泥墙空位里，外面盖上泥板，再挂上岳飞画像，设上长台、摆放香炉等做掩护。天线安在室内效果不好，就藏在竹竿里，再晾上衣物，伸出天井。”做好种种伪装，徐佩珩夫妇终于建起了秘密电台，代号“赤坚”。

　　在敌人眼皮下工作，他们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一天中午，徐佩珩突然听见一阵急匆匆的皮靴声从巷尾传来，明显是朝她家方向来的。“幸运的是，日军在我们家门口跑过，并没有破门而入。”而她至今仍记得当时丈夫对她说的话：“如果我不幸被捕了，你可把责任完全推到我身上，我去你留，继续做好工作。”这番悲壮的话让她顿时热泪盈眶。

　　1944年初，徐佩珩的大女儿出生。她常常一手抱着女儿喂奶，一手收发电报。从桂林带来的电池不久便耗尽了，她只好自己动手，用小电池来制作替代品，“合起来共需96个小电池。”电池当时在沦陷区是控购物品，一次只能限买1个。为了凑够96个，夫妻俩只好分头到多个地方去买。时间一长，担心此举会引起怀疑，他们便借口说女儿晚上怕黑常啼哭，想弄个小夜灯，央求亲戚帮忙代购，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27年独自抚养四子

　　抗战结束不久，徐佩珩回到丈夫的老家海南。她的婚姻仅维持了七年。1950年，由于时局原因，龙学湖惜别妻子和四个儿女，只身离开中国内地，之后重返南洋，在马来西亚定居，从此一水隔天涯。直到1990年，夫妻俩才重逢。40年里，她独自将四个孩子抚养成人。

　　徐佩珩的家中，有一张友人送来的手绘画《母子同心》。画面上一位年轻母亲背着绳索正在用力犁地，身后四个孩童也在帮忙推着木犁。“这就是我们儿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徐佩珩的儿子龙莆尧说，父亲离开后，家中的日子愈发过得艰难。母亲自小就是“娇娇女”，从未耕过田。可为了生计，她开始从头学起，每天在田间劳作很久。夜晚昏暗的灯下，等孩子们都睡着了，她还要织毛衣、做针线活来帮补家用。

　　这样的家境却无法阻止徐佩珩让子女读书的决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村里同辈的人中，我们的学历是最高的。”龙莆尧坦言，为了他们的学业，母亲是倾其所有。“文化大革命”期间，母亲受到冲击，可她依旧宽容、善良、坚忍。1976年，他于东莞插队期间成了家，母亲也搬过去帮忙打点家务。

　　也正是从那时起，徐佩珩瞒着子女们开始悄悄写回忆录。一页页活页纸上，她用纯蓝墨水钢笔、工整的字迹，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的过往人生。岁月如梭，一晃27年过去了，徐佩珩的子女们都成了家，工作也有了着落。“压在我身上的重担终于落了地，他们今后的生活要靠他们自己的双手去开创了。”她就此收了笔。

　　直到2011年，龙莆尧才看到母亲完整的手稿，“厚厚几本，竟有50多万字。”通读时，他忍不住几度落泪。去年，他将这些手稿整理编印成册。“暂时只印了600册赠与亲友，希望将来能出书，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那段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