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家要有坚持自己立场的勇气

　　9月1日，2013中德作家论坛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莫言、贾平凹、刘震云、苏童、铁凝等中国作家和多位德国作家出席。论坛讨论的话题看似有些沉重：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作家的责任与自由、家园与乡愁……但好在作家们能放下身段并说出真心话，为这次学术盛宴增添了几分轻松和自然。

　　莫言

　　作家贪图一时商业利益，看似聪明，实则愚蠢

　　莫言的演讲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作家的责任》。他说，全球化既让交流变得便利，同时也是一场噩梦，因为一切都变得统一和标准化，这对文学、艺术来说是非常可怕的。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他认为作家在写作时不应该成为群众代言人，“也许个别作家有这个能力代表群众讲话，但我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也没这样的愿望。”他认为作家应该不仅是社会生活的观察者，也是实践者，要有坚持自己立场的勇气，并在作品中坚守自己信奉的道德和价值。

　　他回忆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商业化大潮来袭，“下海”是当时最响亮的词汇。他自己就没能禁住诱惑，1992年写了一部电视剧。“别人一集3000元，我是一集15000元，10集总共挣了15万元，还是税后。在当时，15万元对一个作家来说，真的是惊喜。”

　　但也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陕军东征”的文学现象：陈忠实写出《白鹿原》，贾平凹创作出《废都》，引发整个社会阅读长篇小说的热潮。“当年所谓聪明的作家其实是愚蠢的。”莫言甚至说，《废都》如果不是因为有盗版的因素，应该是中国销量最大的小说之一。他还戏言，“即便是从赚钱的角度，当时我写电视剧也只赚了十几万元，但人家陈忠实的《白鹿原》今天都赚了几百万元了。”他认为，一个作家得有自己的标准，“任它千变万化，八面来风，只管按自己的方向前进。”

　　贾平凹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读者，越考虑，书越卖不动”

　　贾平凹的发言主题是《一种责任与风度》，并引用了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从未有过让我们感受到的如此富裕，也从未有过让我们感受到的如此焦虑。”他认为，人性恶的部分虽然在集中爆发，文学艺术也在被侵蚀和边缘化，但前途依然光明。

　　贾平凹回应莫言所说的《废都》盗版问题：“一本书的命运就和人一样，有些书命运通畅，很快大红大紫；有些书命运艰难，要靠盗版来维持。”他同时表示《废都》就像阴影一样笼罩在头上近20年。“它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孩子’长期被监狱关着，心里总归难受。”谈及“孩子”现在的生活，贾平凹笑称，不管后来生活怎么样，毕竟是出来了。

　　谈到和读者的关系，贾平凹认为作家要坚持自我：“磁铁只对螺丝帽、铁钉起作用，不对石头、木块起作用，文学也同样。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读者，越考虑，书越卖不动。”

　　毕飞宇

　　民族的不一定是世界的

　　毕飞宇在此次论坛上要讲的是《乡愁的挽歌》，他竟一上来就说：“没法谈”。“我父亲就没有故乡，我出生后随父亲坐着船到处漂。”对于他这样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却写出了《地球上的王家庄》这类故乡小说。“我为什么一直写‘故乡’，第一，我为了研究农民；第二，我准备重新书写‘文革’。”

　　毕飞宇认为现代文学大量的作品中，真理永远在农民、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那边，鲁迅与同时代的作家有很大不同，笔下的闰土、祥林嫂、阿Q就展示了不同的可能，这也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但遗憾的是，鲁迅开拓的这条路，后来的作家并没有继续走下去。“所以我特别渴望，沿着鲁迅当年的心境，重新梳理一下故乡，也就是重新梳理一下农民和中国的农业文明。”不仅如此，毕飞宇还想改变伤痕文学简单、粗暴的写法，重新写“文革”。

　　毕飞宇说他并不十分赞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他说仅从审美来看，该话成立；但如牵扯到民族、世界价值，就非常荒谬。关于自己的写作道路，毕飞宇说他渴望成为一个死心眼儿、一根筋的作家，永远写死心眼儿、一根筋的小说。(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