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红卫兵自述"文革"经历：父母获周恩来道歉(3)

　　外国人中的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的外国人主要是些专家，对文革的态度当时也分好几派，一派是反对，一派是旁观，还有一派是积极参与。

　　像马海德啊，路易·艾黎这些人，一开始就不支持文化大革命。他们好像就觉得，我们是老革命，文革受冲击了。还有一种是以爱德乐(编者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外籍专家)为代表的，对此也不感冒，认为咱们是外国人，文革是中国人的革命，咱们靠边，不要去掺和。还有一派是像我父母这样的，原来人家就说他们是“百分之三百”，像阳早(美国人，时任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译校)、寒春(阳早之妻，时任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图片特稿社译校)、李敦白(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美籍专家)、史克(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美籍专家)等，又写大字报，又要参与造反，今天参加这个大会，明天去批判那个走资派，就把文化大革命当成是自己的事了。

　　当时，阳早、寒春等4名美国专家写了大字报，要求对外国同志不搞特殊化，要求和中国民众一样参加文化大革命。

　　这张大字报的背景，是文革开始时，外事管理部门有“内外有别”的政策。这些人感到自己是全心全意来参加中国革命的，被排斥在外，特别不高兴。大字报转上去，毛主席看了以后，做了个批示。这个“9.8批示”的大意是：他们及其子女如果愿意，应该欢迎他们参加运动，让他们跟中国同志一样。

　　之后，一批外国人就成立了一个老外的群众造反组织，叫“白求恩-延安”，我父母都是这个组织的。当时在京的外国专家大都住在友谊宾馆，有了主席的批示，外专局就得提供方便啊，就把南配楼的一个会议室拿出来免费使用，作为“白求恩-延安”定期开会的场所。

　　大人们成立了革命造反组织，我们这些孩子们也不甘示弱，成立了一个“红星”战斗队，算是外国人的红卫兵组织吧。这些外国孩子大多不是在中国出生的，是1950年代、1960年代跟随父母到中国的。我们柯家弟兄三个，都是在中国长大的，但我父母觉得不能把西方文化都丢掉，对我们的教育兼有西化的内容，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横跨中外，跟这些外国孩子也能打成一片。

　　“红星”其实充其量也就十几个人，组织也不严密，而且缺乏“牛宫彭”那样善于组织和煽动的领袖，所以大家都有点不冷不热的。不过，对孩子们来说，反正是个挺好玩的事。外专局在南配楼给我们也安排了一间房。

　　我们有时候要学习，有时候要讨论，还要做些宣传。我还曾经一度被选为宣传委员。有一个巴西专家，是“白求恩-延安”的，特别支持我们青年人，给我们弄了一套油印机。我就在友谊宾馆那个红星队部里整天刻蜡版，还油印出一些宣传刊物。有一个哥伦比亚姑娘，挺热情，她用西班牙语写了一个大字报。我能看懂个大意，是批评友谊宾馆，认为他们把社会主义的宾馆办得跟资本主义的星级酒店没什么两样了。

　　后来，这种状态逐渐就变了，特别是有些人的爹妈被“无产阶级专政”抓起来之后，我们没人管，开始进入颓废时期。我们的队部成了俱乐部，大家买些酒，在那过夜。这时候我们的精神状态，已经不是当初的“豪情万丈”了。

　　“国际间谍”

　　1967年，北大附中就开始分配了。我要好的几个同学陆续走了，有的参军了，有的下乡了。

　　我觉得待在家里没意思，就通过“红星”联系了北京第二机床厂去劳动锻炼。那回，外国孩子去了一批，可能有十几个。我们不是分配工作，是去“与工农相结合”。当时挺苦的，尤其是上大夜班。

　　在那待了有一两个月，我独自一人又找到光华木材厂，到那里去锻炼了。我爸爸出事的时候，我正在那里干活呢。

　　当时，我父母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派性闹得挺厉害，一派是北外红旗，另一派是北外造反团。他们之间的争端主要是对文革前十七年学校领导的评价。红旗这派认为其中两个领导是坏人，保其他三个；而造反团相反，保那两个，要打倒这三个。我父母都属于红旗那一派的。当时，这两派还发生了武斗。北外武斗不像清华北大那么激烈，不过也打死了一个老师。

　　1967年10月17日，我爹到北外东院去办事，被北外造反团抓了起来，说是“国际间谍”。他在那儿待了三五个月，后来被送进了秦城监狱。

　　过了十来天，这个消息就传到工厂里了，工厂通知我说：柯马凯，你在这儿学习锻炼得差不多了，我们给你开个欢送会，你可以走了。

　　回到家后，我跟我妈就开始去闹。尤其是我爸工资停发以后，我妈觉得，这不符合法律程序啊，就质问他们：你们凭什么停发他的工资呀，谁证实他是特务了？又没审又没判的。后来，我父亲的工资就接着发了。

　　1968年12月，北外造反团把我妈也给抓起来了。我们哥几个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 “黑五类”等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泛称)，被发配到海淀农机厂去了，上面还跟厂里的军宣队打招呼说：这几个是外国特务的孩子，要看管好了。我在那儿干了两年，当钳工。后来给我们另外安排工作，换到北京首汽汽修一厂，不再说我们是“特务子女”了。

　　我妈被抓起来以后，我还是继续上访。当时我哪儿都找，什么公安部、外交部、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卫戍区，我都去了，而且跑了好多次。按现在的说法，我都成“上访专业户”了。

　　我去得最多的是北京市外办，他们经常给我吃闭门羹。还有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公安局外事科，我也常去。大喊大叫的，闹得很厉害，但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