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崔永元离开央视 曾讥讽同行批评中国电视行业

　　知情人士透露，崔永元几天前曾告诉他，已经递交了辞呈，这一次是真的了。至于最后央视是否批了，他表示尚不知情。另据接近崔永元的知情人士透露，这一次小崔确实再次递交了辞职报告，领导同意了，只是手续还没办。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丁俊杰表示，目前还没有从正式渠道得到通知。丁俊杰表示，如果崔永元能正式调入传媒大学，可能在研究和教学方面能更深入。

　　对此消息，央视反馈不一。崔永元主持的《谢天谢地你来了》栏目组昨日下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此并不知情，“小崔这两天一直在背节目台本，明天、后天还要来录最新的节目。”《小崔说立波秀》播出方央视财经频道副总监郑蔚也表示，还是通过媒体才知道了这个消息，“我们这周还在讨论什么时候录最新一期的《小崔说立波秀》。”不过，另有央视相关人士表示，此事已经确定，“小崔辞职，领导已经放行。”

　　崔永元辞职了！对于大多数电视圈里的人而言，这个消息可以解读为——崔永元终于辞职了，终于和那个他早已失去兴趣的身份——电视节目主持人，做了一个了断。熟悉崔永元的人，都知道他对于历史和电影的痴迷，因痴迷，就会生出种种冲动和梦想，“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不仅属于马丁·路德·金，也属于所有人。当然，亲手把梦想实现的人却不多，崔永元算是一个。

　　起意离开

　　也许早在2002年退出《实话实说》那时，崔永元就动了“离念”。当年的退出是因为节目压力过大，他患上了抑郁症，后来通过《我的长征》，病好了，他却再也无法对电视全情投入。在今年年初，回忆同事陈虻的文章里，他提到，“2002年病好了以后，我回来做《小崔说事》，抱着混一混的心态。我也干不动了，也没心思干了，糊弄糊弄就完了。我已经完全掌握电视的规律，知道怎么回事，那节目25分钟，我要讲3件事，三七二十一，每人七八分钟，观众刚一疲倦就换一个人讲故事。那个节目收视率极高，永远排在新闻频道前三名前两名。其实是投机取巧……”那段时间，不断传出他对中国电视的抨击：他讥讽同行，他批评电视行业，小崔说：“可能因为我和陈虻一样，或者累死在岗位上，或者彻底不干工作，没中间道路，一定是大起大落，做不到游刃有余。”

　　寂寞转身

　　也正是从那时起，崔永元的精力逐渐从电视节目转向了“寂寞”的口述历史。说起和历史的结缘，他多次提到2001年去日本NHK电视台访问带给自己的震撼，“人家有口述历史资料库，关于中国的内容非常丰富。”他试着让管理员找一下张学良的资料。“很快，工作人员就调出一段张学良发表演讲的视频，整整30分钟，时间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即1931年9月21日。张学良在演讲中说：‘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就辞职。’”这段视频，给崔永元很大的刺激。回国以后，崔永元就扎进历史堆里。他组建了记者团队，采访了电影、音乐、战争、外交、知青、民营企业等六大类，共计4000人的口述历史。多年来共采访3600多人，600多万分钟的素材，耗资1.3亿元，先后开办了《电影传奇》栏目，制作了《我的长征》、《我的祖国》、《我的抗战》、《我的外交》等一系列专题片。采访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在和时间赛跑，否则耽误一天，历史上就少了一个或几个历史见证人。他也说，这个项目应该被列入国家工程，不过呼吁多年，少人问津，只好一门心思自己做，终于在2012年，与中国传媒大学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将自己十年来收集到的所有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建成数字化存储检索系统，除了保存、归类整理及永久传承之外，还将面向中国传媒大学全校师生及社会其他学术研究机构或个人免费开放。

　　投身公益

　　除口述历史之外，崔永元的视角还投向了公益。公益基金是他在5年前“重走长征路”之后下定决心要做的，“我们重走长征路，觉得自己走得挺了不起，但当遇到一群上学或放学的孩子赤着脚，就在我们的队伍前后跑时，我的心境变了。那都是在山路上练出来的，不住校，走15公里的山路，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概念？就是4点钟起床，睡在父亲的筐里，举着火把。家长不敢让孩子自己在路上走，会被狼叼走的……”长征之后，他通过企业家筹集到1800万善款，用于沿途乡村学校的改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用，活动结束了，钱没花完，基金就这样成立了。比起其他名人成立的公益计划，崔永元的公益计划，更加细小，从给孩子们加个菜，到请乡村教师进行培训，再到请农民工吃饭，无论哪个项目，崔永元都做得一板一眼，他会安排专人在网上公示每一笔明细，具体到哪个菜是在哪个菜市场买的，价格是多少，公众可以去那家菜市场亲自核实。崔永元爱较真，有人说他是“那种不能抑制的忧愤，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对于良心、责任和道德的执著。”

　　其实无论是口述历史、公益还是吵架，崔永元现在的工作其实都与启蒙有关，他说他特别理解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心情，“他们当时比我们还要愤怒，他们看到的事更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他们当时走的是启蒙。我非常看重这条路，我觉得中国现在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思想和文化的启蒙，让所有人都明白事理。无论是老百姓、网民，还是执政者，领导人，我觉得都要纳入到这个社会里才行，明白常识，明白法律，知道春夏秋冬，知道自然规律，这样做事情才能上正道。所以可以想见，作别主持人的身份，崔永元能做的事还有很多，让他发愁的事情依然不少。(文/本报记者 祖薇 罗皓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