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顾维钧回忆录》：中国外交崛起的历史见证

　　顾维钧先生

　　欣闻中华书局重新出版《顾维钧回忆录》，将原有十三册内容全部重新排版，订正原书错讹，增加照片，整套全新面市，十分高兴。

　　出版方谈到这套书时说:“由于《顾维钧回忆录》首版是逐年分册出版，且历时较长，坊间很少有整套留存者。”我即属于不多的“坊间整套留存者”之一，我常常以此为骄傲，而且绝不借人，生怕借者不小心搞丢了。特别是我的第一分册，得来很不容易。我是先有了第2-5分册，为找第1分册花了很多时间，终于在中华书局在王府井的书店，在一个店员的耐心帮助下找到了1本，我简直是如获至宝。记得电影《我的1919》上映时，一个搞电影评论的的高中同学向我借第1 分册，以查对剧情是否符合史实，尽管她是我几十年的好朋友，完全值得信任，但我还是复印了一本送给她，不舍得借她原本。后来我又从这个书店买了6-7分册，再后来又一次买齐了8-13分册。

　　从表面看，我的这套《回忆录》有几个特点：第一，封面颜色不同，所用材料不同。虽基色为深蓝灰，但1、2、3分册偏浅，4、5分册近似黑色，6-13分册较为正常。另外第2分册的封面是布漆面，与其他各册的纸漆面不同。第二，封面字体不同。第1-8分册的封面及书脊的标题为简化字，第9-13分册封面和书脊均为繁体字。第三，内文字体也不同，第1-7分册内容多为简体字，第8分册改为繁体字。第四，出版周期长，从1983年5月—1994年6月，历时12年。

　　一部信史，

　　一座史料的宝库

　　《顾维钧回忆录》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回忆录》不仅是顾维钧政治生涯的长篇回忆，更是中华民国建立后包括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在内的五十多年间的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实录。

　　顾维钧在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中，服务年限最长，经历最为丰富。他做过驻墨西哥、古巴、美国、英国公使和驻美、英、法国的大使，是参加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是驻国联和联合国的代表，参加过李顿调查团，还做过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和代理国务总理、外交部长，还做过国际法院法官、副庭长等，直到1967年退休。

　　该回忆录涵盖了1912-1967年顾维钧的外交与国务活动55年，这在各国政治人物撰写的回忆录中是相当罕见的。或许只有丘吉尔的回忆录可与之媲美。丘吉尔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包括三卷本的《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 1911-1914；The World Crisis，1915；The World Crisis，1916-1918），一卷本的《东战线》（The Eastern Front），一卷本的《战后》（The Aftermath）。时间跨度从1911-1923，共12年。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从1919-1945，共26年。两部回忆录共涉及35年，用丘吉尔自己的话说，“以上各书合起来，将成为又一次‘三十年战争’的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74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序言”）

　　顾维钧严格的自我要求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回忆录》成为了一部信史，一座史料的宝库。

　　据顾维钧自己回忆：1956年他收到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和道布尔戴出版社等三家约他写回忆录的约请，尽管顾维钧已经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撰写回忆录15年，尚未完成，但顾先生写道：“我斟酌再三，这些约稿条件看起来都挺不错，但我还是决定一个也不接受。主要原因是，虽然我肯定迟早要写我的自传，但如果是为了要使它能长远地为人所利用，就必须抛开私人情谊而如实写出。显然，发表回忆录的时机尚未到来，我要描写的人物仍都健在，作为凡人，看到他们在职时做的好事被称颂就会高兴，看到对他们不明智和动机不纯的言行的叙述，当然就不会无动于衷了。这些考虑最后使我决定谢绝约稿。”（第13分册第6页）

　　不仅作者态度严谨，而且所用资料十分可信。顾维钧先生是一位有心人，他希望为历史保存资料。他在“附言”中写道：“从我早年从事外交事业起，我就一直对为后人保存重要的外交通讯和记录以及我的官方会见和讨论纪要感兴趣。因为今天的历史来源于昨天，这类档案不仅能为我们提供一面反映过去的镜子，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上发生的巨大变化。”（第1分册附言第1页）

　　该回忆录便是根据顾先生口述，并利用顾先生保存多年的日记、会务纪要、电报档案、信函 、文件，先后由五位学者经过录音、编写、核实、校正，历经17年之久，才得以完成。回忆录记录了大量这一时期的外交内幕活动情况，很多都是原来不为人所知的，为研究这50多年的中外关系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我的学术生涯

　　受益于《回忆录》的出版

　　我的学术生涯直接受益于《回忆录》的出版。

　　1985年，当我师从齐世荣先生开始系统的学术研究时，在他的指导下，我确定的第一个研究方向是研究1930年代英国的外交政策。通过阅读大量英文原著，我发现，从196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国际学术界对1930年代英国绥靖政策的研究已经从英国对德国和意大利的绥靖政策扩展到英国对日本的绥靖政策，出版了一些重要专著，其中存在着英国的对日政策是“绥靖政策还是绥靖行动”、“是否存在远东慕尼黑”等等的争论；对该政策形成的原因也从“传统派”向“修正派”发展，即从较为简单地论述张伯伦等人“对凡尔赛条约的罪恶之感”、“对希特勒所追求的目标的错觉”以及“避战求和”，转向了依据解密档案研究更为复杂的英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民意舆论、英帝国、国际组织等等方面。但是国内学术界的研究除了齐先生的几篇重要论文之外，仍然较少涉及这些问题；另一方面，国际学术界关于英国对日本的绥靖政策的研究主要建立在梳理英国方面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之上，相对缺乏日本和中国方面的资料，因而存在着史料的缺陷。我便以1930年代英国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下对日本采取的绥靖政策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即后来出版的《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

　　尽管我也找了不少中国方面的资料（特别是获得了近代史所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帮助，从他们那里复印了很多重要的中方（包括台湾）和日方的资料），但缺少中国亲历者的直接史料。但是1985年2月出版的《顾维钧回忆录》第二、三分册及时填补了我当时正在研究的1937年的国联大会和布鲁塞尔会议的资料缺陷。我将这两个分册所提供的翔实资料、包括当时会议的许多外交内幕资料，和英、美、日、中等国家的档案史料进行相互对证比较研究，使我在作出结论时更有说服力：在这两次国际会议上，英国还有法国和美国都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尽管没有达到“远东慕尼黑”程度。

　　顾维钧见证了

　　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回忆录》从一个方面的发展，即中国外交的发展方面，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之路。20世纪上半期，是世界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从全球来看，不仅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也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取民族解放的不断斗争；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欧洲列强之间的均势和协调为基础的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一去不复返，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不仅美苏形成了两极格局，而且中国也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而顾维钧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担任外交要职，亲身参与外交活动，是许多重大外交事件的历史见证人。

　　从1917年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山东主权的力争和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收回山东主权（但日本保留许多特权）；到1923-1924年的中苏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留下外蒙问题没有解决）；到1931-1933年“九一八”事变、国联的反应与李顿调查团；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召开的国联大会和布鲁塞尔会议争取列强援助中国和制裁日本；到1943年1月中美、中英签订新约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到1944年中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参与联合国的筹建工作，成为中国也开始被承认为四大国之一的标志；到1945年中国作为四大发起国之一召开旧金山会议，直接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从一个被列强欺辱的国家、通过自己的斗争而成为一个参与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在这方面《顾维钧回忆录》也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见证。

　　顾维钧先生对拒绝出席巴黎和会闭幕典礼的那段描述令人难忘：“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暗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的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第1分册209页）他还认为：“回顾中国在凡尔赛和会上的立场和前此的发展过程，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观点来看，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1分册211页）

　　如何看待

　　美国拒签凡尔赛条约

　　《回忆录》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下面举两个例子。 以往关于巴黎和会和凡尔赛条约、华盛顿会议和签订的各项条约，重点的都放在列强的争斗和中国的被欺辱方面，对中国代表在这些会议上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抗争的表现很少提及。但《回忆录》真实地给我们展现了中国代表为恢复国家主权所的努力，使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觉醒不是少数人的觉醒，也包括像顾维钧在内的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在目前的课堂教学中，我们已经有意识地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可以说，《回忆录》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如何客观地认识、理解、评价中国第一代外交家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所作出的贡献？

　　关于中国山东问题和美国拒签和约的关系。以往对美国拒签和约的看法是美国没有得到利益。但是美国拒签和约的原因十分复杂，除了大选之前两党的激烈争斗、参议院对国联盟约不满（认为盟约使美国承担很多义务）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对和约处理山东问题不满。据顾维钧回忆：“那时已经不仅限于以参议员洛奇和波拉为首的一批人，而且还有许多其他参议员为了形形色色的理由，对盟约也表示反对。中国的抗议和拒签则在舆论界和参、众两院议员中间得到普遍支持。换言之，美国人民对国联盟约的愤懑原已郁积心头，而和会未能对中国山东问题公平处理一事，无异于对此火上浇油。”（第1分册212页）他还指出，“美国国内对和约的反对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形势，这种形势的发展，必然在山东问题上对中国的奋斗目标有利”（第1分册213页）；“看来，凡尔赛条约必将成为翌年总统选举的政治争端，因为在美国国内，不仅共和党参、众议员们，而且人民也普遍反对山东条款。我深信，美国，特别是如果共和党在1920年的选举中获胜的话，不管对国联盟约如何，必将寻求某种有利于中国的办法来修改山东条款”。（第1分册214页）相信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从一个方面看到美国对凡尔赛和约的态度，也会更客观地评价当时美国的行为。（徐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