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监委调查组组长李坚：亲历1961年安徽饥荒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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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监委调查组组长李坚：

　　亲历1961年安徽饥荒调查

　　我将材料上报王从吾，王从吾跟安子文商议过，中监委副书记钱瑛也有明确指示。领导决定，由中监委办公厅对原报告略加修改后，以我个人的名义，报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本刊特约撰稿/米鹤都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组建高规格的，以朱德、董必武为首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组织部在北京西单北大街198号合署办公。当时中组部已经在这个院里面了，两个部门的行政后勤管理合成一套。当时中央组织部大约有300人，中监委大约有120人，在五层的大楼里中监委占一、四两层。

　　我父亲李坚那时任中监委农村工作处处长，负责检查处理在三农问题上违纪违法的省级官员。我家也随之搬进位于西单的组织部宿舍，但是生活方式全然不变。

　　记得中组部大院里有一个行政楼，是座1920年代建造的小洋楼，我对之记忆清晰。因为1958年大炼钢铁，在那楼后面修了一个小高炉。我曾亲手摸过中组部、中监委干部们炼出来的所谓的“钢”。其蜂窝状的外形，经常让我联想到商店里卖的萨其马点心，只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以我当时6年的人类社会生活经验，我知道那不是可以吃的东西，但是不懂得，那些有知识的大人们炼出这些东西，却又丢弃在院子角落里废弃不用，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个年代，身处京城的我决不可能明白这一切狂热行为的后果是什么，也想象不到中国的基层百姓将会为此付出何等惨痛的代价。我只知道父亲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整日沉默寡言；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是一连几个月被派往各地。

　　终于有一天，我看到身边所有的人都变得郁郁寡欢，因为吃不饱饭。接下来，人们改变了问候的方式，经常以挽起裤腿，互相按压一下皮肉是否浮肿，来代替传统的“吃了吗”的寒暄。

　　三年困难时期，我十来岁，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可是能记住的就是挨饿。我记得小学生一个月才给十几斤粮食的定量，印象中整天用秤称米蒸饭、熬粥什么的，就觉得老也吃不饱。饿得面黄肌瘦的我，整天心里想的就是一个字“吃”，脑海里常常把机关大院炼出的废钢渣，幻想成为大块的萨其马。

　　那时期，自己感受深的也有几件事。一件事是中央机关组织到内蒙古打黄羊，大家分黄羊肉。我父亲是个部门头头嘛，那年头的领导就得照顾点儿别人，所以他分的是羊的肺和脖子，没什么油水。但是炖出来的那个汤，觉得特别香。

　　另一件事是那年夏天，我父亲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住在离家不远的民族饭店。吃早餐前，他特地跑回家，带上我一起到饭店餐厅，把他饿肚子节省下的一张餐票给我用。饭后他问我，吃了几个花卷，吃饱没有？我说，我吃了6个，但没有了，所以还没有吃饱。其实我哪里知道，很多孩子却因为缺少一口粮食而永远失去了生命。

　　困难时期是何时结束的，我不清楚。只是有一次学校食堂宣布，从今天开始，又可以敞开吃饭了。那一顿饭，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也不记得到底吃了多少，总之吃完饭，我已经撑得站不起来了，只能蹲在地上，一点儿一点儿地挪回宿舍躺下。

　　当历史进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说它相当于一颗亿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决不为过。

　　1967年的北京城，大字报可以说无墙不在。当时有个干部在中组部的院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称：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总计饿死3500万人��很快那张大字报就被人清除掉了。

　　虽然中组部大院和大字报那时对社会公众开放，但是在短时间内，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在上千张毛笔书写的大字报中注意到那一段文字。但是，这消息却在中组部院内逐渐传开。

　　我就是那时候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数字，只不过对3500万是个什么级别的“当量”并无感觉，因为在当时混乱多变的环境中，我们全家都面临着自身的生存焦虑。谁知，这个数字却直接关联着我家的命运。中组部、中监委院内的大字报写道：李坚是反党、反中央政策、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坚是刘邓黑司令部领导下的黑帮分子，思想右倾，主张包产到户，主张在政策制定上考虑农民利益等等。

　　接着，造反派们重点追查的，就是我父亲当年调查安徽等地饿死人事件的问题。造反派们认为，查出饿死了那么多人，是给毛主席革命路线抹黑。最为严重的是，以我父亲名义写给中央的报告被刘少奇拿在了手里，成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质问攻击毛泽东、逼迫毛泽东认错的“黑炮弹”！

　　我父亲居然是提供反毛主席黑炮弹的人，那还得了！这是我幼小心灵上的重负，一直是个心结。当时，我反复追问，父亲都不说。直到多年以后，父亲在回忆中才把此事详细说了出来。以下为父亲李坚的讲述。

　　工作组三赴安徽

　　从1954年我在华北局纪委任农村工作处副处长算起，到1965年去大连搞四清，整整11年里，我每年在家的时间不超过1个月。也就是说，我这10年都在全国各地奔波工作。

　　我们的工作方法主要是跑两头：一头是各省省委，另一头是农村基层。省委这一头是开会、听汇报，农村那一头就在公社或者生产队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就是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向中央汇报。

　　当年，中国农村大批患浮肿病、大量死亡的根源，是搞人民公社，吃集体食堂，以及浮夸造假、虚报高产等等。这些因素如果是在个别时间、个别地点起作用，影响可能有限。但是在大跃进那么一个特定的形势下一起爆发，造成的合力作用就太可怕了。

　　1960年春天以来，干部群众不断给中监委写信，反映安徽一些群众生活困难，有些已经得肿病死亡。之后，安徽省监委副书记刘作垣来中央监委开会，反映了安徽饿死人的问题。

　　中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和中监委常委们对这些群众来信极为重视。当年，委派审理处处长刘力生、信访科科长张珉和李竹林等同志到安徽潜山县了解群众生产和生活情况。8月，派张珉、曹思恒去安徽宿县、萧县、全椒县了解情况。11月，派审理处副处长李振海去安徽阜阳地区临泉等县了解人口外流等情况。但是，中央派出的这些工作组仅查出问题严重，却无法查实饿死人的具体数字。

　　由于安徽的问题极其严重，中监委第二书记董必武曾亲自到阜阳地区调查。为了对董老封锁消息，当地领导派汽车沿公路来回巡逻，不许死者家属戴孝，不准在掩埋死人的地方起坟头标志。一发现有人死在公路上，就赶快把尸体拉到砖瓦窑场埋掉，其状非常悲惨。

　　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中监委反映的情况，再派出以中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为首的联合工作组到安徽了解肿病死人的问题。工作组成员由团中央杨海波、内务部朱农、公安部李震、中办王愈明、中监委刘力生和张珉、中组部段学夫等多人组成。不久，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监委书记曾庆梅、蚌埠地委副书记单敬之为了掩盖肿病死人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仅仅一个月后，联合工作组就因此而被迫撤回。

　　1960年12月28日至1961年1月3日，王从吾主持中监委会议，听取赴安徽工作组的汇报。王维纲、杨海波、王愈明、朱农分别汇报了蚌埠、阜阳、芜湖和安庆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安徽的曾庆梅、单敬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之前，王从吾向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作了汇报，反映了安徽省委不但不向中央报告情况，还派人监视中央工作组活动、向中央“告黑状”的问题。因此，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柯庆施一同找曾庆梅、单敬之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并拿出安徽凤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少柏的检举材料，指出了饿死人的问题。曾、单二人表示承认错误。

　　1961年1月3日，王从吾在中监委党委会上说：“1月2日，我与曾庆梅、单敬之谈话指出：一、你们回去后一定要彻底揭开盖子口。二、封锁消息不对，单敬之要写出书面检讨报中监委。三、对张少柏同志应该予以表扬。党内这样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那种情况下敢于说实话是好同志。你们要保证，不准对他打击报复。四、安徽省委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情况？这是违背党章规定的。”曾庆梅当时表态，称完全同意工作组的意见，准备检查扣压人民来信的问题，并承认向中央告工作组的黑状是错误的。

　　但这次会议后，安徽省委仍然认为中央工作组调查了解的问题“不属实”。于是，中监委再派我带领第四次中央工作组，前往安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