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蒋公的面子》：撕开当代戏剧的“里子”

　　10月16日晚，话剧《蒋公的面子》在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千人报告厅举行了第100场演出。下个月，这部戏还将走出国门，前往美国纽约、华盛顿、洛杉矶等多家剧院巡演1个月。至此，《蒋公的面子》成为2013年度国内话剧界最受关注的一部戏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这部由23岁的女大学生创作剧本，大学教师、学生等“三流演员”主演的话剧，为何能以压倒性的优势打败了许多话剧“大片”？有人说，该剧撕开了中国当代戏剧的“里子”。而在该剧导演、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吕效平看来，好戏本来就应该产自民间、校园，而不是在“体制内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最初被淘汰的戏却成了“现象”

　　去年8月，报名参加“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时，南京大学的《蒋公的面子》还只是一出被淘汰的戏。

　　两个月后，戏剧节在上海开幕，导演吕效平刻意安排了《蒋公的面子》 在南京大学礼堂同时上演。“如果有时间，我就到它隔壁去演。”《蒋公的面子》 自此开始创造中国戏剧界的“奇迹”。

　　“南京大学礼堂有效座位是450个，几乎每一场都会发出500张以上的票。”吕效平在现场看到，“一开始是年轻人，渐渐会看见中年人，好几次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由轮椅推进来看戏。”半年时间，《蒋公的面子》从校内红到校外，在南京演出44场，平均上座率在100%以上，被评价是“南京20多年来从没有过的盛况”。

　　2013年4月，《蒋公的面子》开始在上海、北京等9个城市巡演。下个月，这部戏还将走出国门，前往美国纽约、华盛顿、洛杉矶等多家剧院巡演1个月。

　　《蒋公的面子》在商业上的成功，成为一次“文化事件”：它既不是政府出资的“官办戏剧”，也没有赖声川、孟京辉式的“个人品牌”，仅仅5万元的投资，先天无法迎合“视听盛宴”的游戏规则。它完全由大学剧社制作，导演吕效平是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戏剧影视艺术系主任，编剧是他的90后大三学生温方伊，演员也全都来自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没一个是明星。

　　《蒋公的面子》的成功之道不复杂，仅仅在于说了一个好故事，这个故事引起了知识分子争论“公知”和“五毛”的兴趣，也偶然地填补了话剧市场的某些空白，如一位观众所说：“这些年，上海话剧，不，或者说几乎所有文艺作品，都在消费，消费低俗、消费女人、消费网络段子、消费民族精神，倒是独独没怎么消费政治。”

　　从传说中扒出来的好故事

　　《蒋公的面子》源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说：1943年在重庆，蒋介石亲任中央大学校长，邀请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吃年夜饭。给不给蒋公这个面子呢？这使教授们很“纠结”。一句话的创意，吕效平要求跟着自己做“学年论文”的温方伊写出来。

　　在此之前，温方伊从来没有写过一整部话剧，为了完成作业，她开始在图书馆查找资料。

　　蒋介石请的三位教授都是谁？他们到底有没有赴蒋介石的饭局？去与不去的理由是什么？在饭局上，他们又说了些什么？温方伊试图通过文献资料，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

　　在南大校史中，国立中央大学部分可用的内容不多，《联大八年》等书籍里也只对中大的情况有零散的记载。蒋介石请客吃饭的故事更是压根没有。传说中，蒋介石请的有三名教授，可人们只知道有陈中凡和胡小石，第三个教授是谁呢？

　　陈中凡和胡小石都位列南大中文系“三老”。陈中凡是著名的古典文学家，当年是思想激进的左派学者，追求人格独立，一贯反对当局对大学的干涉。胡小石则一心向学，不问政治。他还有一特别的爱好：酷爱美食。至今南京还有道名菜为：胡先生豆腐。

　　温方伊查阅了其中两名教授的学术著作：《陈中凡论文集》、《胡小石论文集》，有效信息还是太少。

　　她甚至发现，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连时间上都有点站不住脚。

　　“1943年，陈中凡根本就不在中央大学，而蒋介石要来中大做校长的消息传来时，年已经过完了。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是年夜饭。”温方伊陷入了历史的谜团。

　　让人看不明白的“饭局”

　　可是，在吕效平看来，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是属于当代的。“对这个传说兴趣的增长，实际上是教授们对自己当下生存状况的失望和对自己主观精神状态的反思。”

　　历史已不可寻，摆在温方伊面前的任务，是虚构一个尽量真实的故事。

　　“第一稿很幽默，但是缺乏高潮——左派教授时任道不跟蒋介石吃饭的原则从头到尾都是一致的。”吕效平要求温方伊把主角反转过来，“让他去跟蒋介石吃饭，这必须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一个对蒋介石充满了鄙视、充满了仇恨的人，最后同意跟蒋介石吃饭，他的心灵变化是疾风暴雨的。”

　　温方伊按照吕效平的思路写出了第二稿，让时任道去跟蒋介石吃饭，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价值观导向有问题——剧本里提倡一种妥协，肯定一种现实主义，肯定一种犬儒主义。”吕效平又对温方伊说：“你必须把时任道掰过来，再把理想主义张扬一回。”

　　最终搬上舞台的《蒋公的面子》，是第五稿的结果。主角除了“公知”时任道，还有“五毛”卞从周和“酱油党”夏小山。吕效平认为这其中的价值观是复杂的：“你不知道我们是肯定现实主义还是肯定理想主义。”

　　戏里戏外，有一点是一样的：当年卞从周和时任道面临的“吃饭”和“面子”问题，今天的知识分子同样必须做出选择。有一点却是不同的：“当年知识分子们可以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徘徊，无论怎样徘徊，他们还是可以有饭吃的；今天我们既没有徘徊的权利和空间，甚至连徘徊的能力都失去了，当代知识分子一头扎在现实主义的泥坑里面，根本没有徘徊的自觉。”吕效平说。

　　77岁的董健教授认为这部学生剧抓住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真实的一面，“总体上看，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价值，就是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他们并不把蒋介石请吃饭当做是皇帝的赐宴。即使是官方化的卞从周也没有这种倾向。”

　　这出戏让这名老教授感慨良多，“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知识分子精神已经退化到怎样的程度，别说是一把手，就算是被一个部级干部接见都会感到无限的光荣。”

　　“100年后还会有人演”

　　卞从周：“延安就有民主自由吗？”

　　时任道：“总比这里民主自由。”

　　卞从周：“我只听说它有民主集中，没听说它有民主自由。都说自由，那《中央日报》也有造谣的自由。”

　　这段对话是温方伊从《联大八年》中选取的，也是知识分子们在谈论这出戏时最爱引用的。评论界把《蒋公的面子》的意外走红，归结于“消费政治”，这是“官办戏剧”从来都避免触碰的话题。

　　“中国戏剧之所以被搞得这么恶劣，是因为在大多数地方都是政府在做——文化厅长在做、宣传部长在做、艺术处长在做，然后把艺术家作为他们的工匠。这样肯定是做不成好戏的。索性还有一块地方好，就是大学生剧社。”吕效平说。

　　他清楚地意识到：“在当今中国，商业戏剧是最实验和最革命的——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商业戏剧，我们只有政府做的教育人民的官办戏剧，要撕毁这样一个最没有创造性的戏剧体制，光靠实验戏剧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用商业戏剧才有足够的动力撕破它。” 也正因如此，比起学术界的评价，吕效平更看重这出戏的票房。

　　吕效平将《蒋公的面子》商业运作，全部外包给了一家演出公司。只有一点是他坚持的：票价必须低。在南京演出时，最高票价150元，最低学生票价50元，平均票价不到100元。在上海，最高价280元。现在，《蒋公的面子》已经收获了500万票房，在吕效平的预计里，“全部票房千万，不会有问题”。

　　“我们不会瞄准了做大片，这不是我们的强项。”吕效平说，《蒋公的面子》实际投资只在5万左右，舞台效果非常朴素，在演出过程中甚至连配乐都没有，唯一一段巴赫的音乐出现在暖场时。但他相信“诉诸我们的灵魂的最古老的戏剧文学性”是可以被永久地谈起的：“这只是《蒋公》的第一个版本，今后还会有第二版、第三版……50年后还会有人演，100年后还会有人演。《蒋公》 的目标，是做成这个时代的《暗恋·桃花源》和《恋爱的犀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