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中国大部分宣称是作家的人都不合格

　　蒋方舟，自年少成名那天起，即成了媒体的焦点。出书、升学、工作、参加活动……每行动一步，都在镁光灯下、公众视线里。如今，这个早慧的女孩已24岁，褪去稚气和青涩，她正迈向成熟，带着沉静的成熟。

　　最近，五年没有出书的她，将五年来发表的文章精选结集出版，名曰《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书中，有她对一代年轻人的观察：他们是被现实裹挟的一代，童年早早消逝，青春期过早觉醒，他们过早地发现了成人世界的虚伪，更过早地被抛入一个充满竞争与争斗的世界。她说同龄人，也是说自己；身为《新周刊》副主编、作家，她也保持着对文坛现状的观望与打量，对当下作家群的无力不惧批判之语；她批判他人，也不放过至亲与自我，书中第三部分“审判童年”，她说尽老人、父母还有自己的“坏”话，那份剖析，犀利真实，让你不得不感叹她小小年纪怎么会如此洞悉人性，简直是个“小恶魔”。上周六，记者以邮件的形式采访了蒋方舟，聊职场、成长，也谈她采访中写作上遇到的困境。与书里的文字相比，访谈中的她显得更为冷静和克制。

　　A

　　不想被合并到“女性作家”群里

　　记者：先说说成长的话题吧。你刚上大学的时候，有记者拍了你的照片，眼神中有种好奇的愣愣的喜悦，几年过去，再看你的照片，沉静中有些许慵懒，眼神里甚至有点忧伤。说说你自己的变化吧。

　　蒋方舟：五年过去，从文艺青年变成职场小蒋了。回看几年来的日记，发现内容没什么变化：对周围有趣的人和事的记录、对工作态度的自省、对公共事件的看法、读书摘抄……最明显的变化是，原来的日记对周围环境抱怨很多，尤其是离得近的人和事。现在日记里几乎没有那些内容。所以我想，自己变得更自由了吧。

　　记者：在这本书里，你提到的作家多数是男性，莫言、阎连科、陈丹青、木心……包括你身处的职场，也是老男人的世界，说说他们对你的影响，会不会让你多了沧桑和沉重？

　　蒋方舟：我也关注女性作家：三毛、张爱玲、苏青、萧红……暗地里研究她们的人生，但我不喜欢“女性作家”这个词，当人们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对于“女性”的强调大于“作家”。因此，我想弱化自己身上女性写作的标签——无论是写法上，还是题材上，不想被合并到“女性作家”这个大类里。

　　工作中的同事，的确是中年男子比较多。不管愿不愿意承认，这个群体都是社会话语权的掌握者，所以我好奇他们对于公众事件的看法。但生活不是由公共事务组成的，我在生活中大部分朋友还是女性。

　　B

　　现在还不是个成功的采访者

　　记者：《新周刊》向来擅长做大话题，故乡、民国、快之国、酒桌文化、青春等等，驾驭这样的大话题，你是否有不喜欢或力不从心的时候？

　　蒋方舟：有一些我不喜欢，比如《屌丝传》这一类“网络热词”之类的选题，因为我从内心还没有接受和理解这个词。我在接受所有新专题派下任务的一瞬间，几乎都觉得力不从心：“这个问题我没想过”“这个领域我不熟”。不过，我觉得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为了写稿，去学习和了解一个未知领域的过程。每次写大稿的时候，都开始焦虑自己所知甚少，然后疯狂学习。

　　记者：在白先勇的那篇采访后面，你写道这是一次失败的采访，你知道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吗？说说采访中那些给过你心灵震撼的人或事。

　　蒋方舟：我不认为自己现在是个很成功的采访者。印象最深的，是采访杨丽萍，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半小时，她不愿意涉及任何实际的问题。到了采访最后，她都不愿意搭理我了，我还头皮发麻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我觉得要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走入他人的内心，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半小时里就向你展示他的灵魂，那这个人也是不可信任的。

　　C

　　作家很容易被诱惑捆住手脚

　　记者：在《中国作家梦魇》那篇文章中，你说“中国作家梦，从与欧美大师齐名的梦，变成了畅销赚钱的梦，到最后，退守成了陶渊明的‘田园梦’”，你是否担心这样的情形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蒋方舟：真正的担心只有一个：担心自己写得不够好，愧对了题材。其他的困境，都是被诱惑捆缚了自己的手脚：名利的诱惑、体制的诱惑、安逸的诱惑。这些东西，你不在意，它们就不存在。我最近在看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小说，很喜欢。他每天的生活就是早上5点起床，然后出门在沙漠中散步半个小时——他家在沙漠中间，看日出，理清思路，然后回家喝杯咖啡，开始写作，写一上午。午休后，下午继续写。我很羡慕这样的生活，比起他来，中国大部分宣称自己是作家的人，大概都不合格。

　　记者：书的封面上写着“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对你来说，要反抗的是什么？

　　蒋方舟：反抗一切不合理，不有趣，不可爱。

　　记者：你在书中提到写作对你来说越来越困难了，当下的你在写作上的困惑是什么？

　　蒋方舟：一年前，我为自己的位置和姿态而困惑，现在已经不困惑了。但是我时间太少。每天晚上回家累得跟狗一样，躺在沙发上。现在只能把很多想法和题材，片段式地写成日记，而不能及时成文。

　　记者：常在新闻中看到你参加文化沙龙、电视节目，你自己也说“应付琐碎人事的时间多，耐得住寂寞的时间少”，什么样的事情是你拒绝的？

　　蒋方舟：所有蝇营狗苟的事。

　　D

　　不想找文化圈里的男朋友

　　记者：书的最后一部分“审判童年”，赤裸真实，比如你说“母亲这种生物，太热衷，太善于营造出‘相依为命’的生存气氛了”，当你洞悉到人性最根本的一些东西后，如何面对这些关系？

　　蒋方舟：好在我所写的这些，我母亲能够理解，我父亲则完全不看。认知生活是一回事，实际生活又是另一回事，这就像是我看所有的爱情小说（不是言情小说）作者，几乎都是对其中的爱情幻灭的。《安娜·卡列宁娜》是幻灭的，《红与黑》是幻灭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幻灭的，幻灭是因为太清醒了。可它们的作者仍然奋力地投入一段又一段的关系，而没有因此而禁欲。

　　记者：你的同龄人很多时候是欢天喜地的，但是，在你的文字中，常常看到“踌躇”“无奈”这样的字眼。

　　蒋方舟：我并不觉得周围同龄人欢天喜地的，反而是焦虑、迷茫、失望的人比较多。我相较之，几乎可以算得上是“正能量”了。原因很简单，还是因为一直写东西、工作，累积了不必向生活妥协的资本。

　　记者：做什么事情是让你快乐的？什么时候感觉幸福？

　　蒋方舟：写东西的时候还是挺快乐的。幸福的时候人往往不自觉，所以现在觉得幸福的时候往往会大声说出来提醒自己。工作完了回家喝我妈做的汤的时候，见到崇拜的作家的时候，都会觉得幸福。

　　记者：自我期待如何？

　　蒋方舟：识其时，行其运，知其命，守其位——来自古人的告诫。

　　记者：你对男朋友的期许？

　　蒋方舟：希望他是个善良正直的人，最好不是文化圈的。

　　作家专访

　　观点

　　她

　　青春：

　　一直以来，我最羡慕的都是路上的慢行者，静止的人——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换言之，做一个自由的人，心不为形役，形也不为心役。然而，我属于这一代人，在最惨厉的优胜劣汰的社会系统中成长的一代。从小到大，我们只知道一件事：社会只分输家赢家，而没有弃权家。

　　写作：

　　作家有两个自我：实际生活着的，小说里的。两者的关系颇像鲁滨逊和星期五——一个是另一个的仆人；也像少年派和他的老虎——一个是另一个人的敌人和朋友。小说中的作家透过纸背审视创作他的人，直到他冷汗涔涔，只能坦诚相对。作家有权力保持自己的遗世独立，同时，他也必须和所生活的时代有某种同频的互动。这种互动，不是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召唤，而是听自己良知觉醒的声音，诚实地把它记录下来。

　　母爱：

　　总有一种爱是那么不对劲，这种爱就是母爱。母爱的温度要不就冷若冰霜，要不就烫得在心上留下肉红的疤，一颗好好的心就这样破了相。

　　三国时的孔融有个著名的理论：孩子对于母亲有什么大不了的嘛！就如同放在瓶子的东西，拿出来就完了，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意思是说，当孩子被镊子从母亲的体内夹出来的一刻起，两个人就不再有关，也不必有关。这太不合理了。母亲是一个没有瓶口的瓶子，外人进不来，孩子更出不去；若要拿出来，必是玉石俱焚。孩子和母亲的命运难以分割，纠缠难舍是因为互相占有，互相占有是由于对彼此生命的嫉妒。（新商报记者王军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