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跃文:中国文学应真切地反映现实(图)

　　10月27日，《漫水》及王跃文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乡村叙事中短篇小说集《漫水》，在读者中和文学界好评如潮，特别是中篇小说《漫水》自去年由《文学界·湖南文学》发表以来，被多家权威选刊和权威选本予以选载。在官场小说达到最高成就之后，王跃文以他记忆中的真实故乡“漫水”为载体，阐释了地域叙事的新美学。

　　悠悠乡土情

　　“不管世道如何变迁，不管历经多少风雨，乡村人身上最本真、最美好的东西从来没有消失过。”

　　“我自小生活在乡村，熟悉那里的人，及风俗，风情，风物。少年时代离开故乡，同泥土越来越遥远，求学，工作，成家，为人夫，为人父。二十五六岁才开始写小说，写的都是同故乡无关的事。早想过要写写故乡，但提起笔来却相当隔膜。很长一段时间，我很不明白：那么熟悉的乡村，为什么让我如此陌生？”王跃文曾这样表达过自己的困惑。中年以后，似乎是突然之间，对故乡的思念常常逼得他胸口发慌。他先后写了一些与乡村有关的小说，如中篇小说《我的堂兄》，短篇小说《乡村典故》《桂爷》。

　　王跃文是一位涉及题材多样、创作面貌多元的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朝夕之间》《大清相国》《亡魂鸟》《苍黄》《龙票》，中短篇小说集《漫水》《无雪之冬》，以及散文随笔集《幽默的代价》等。虽然他本人并不认同官场小说的分类，但被评论界和读者冠之以“官场小说第一人”的头衔。提到王跃文，就会想起官场小说，提起官场小说，也必然会想起他的名字。

　　10月27日北京举办的《漫水》及王跃文作品研讨会上，施战军、艾克拜尔·米吉提、彭学明、何向阳、雷达、胡平、牛玉秋、邱华栋等知名作家、评论家济济一堂。“我并不刻意为之，乡村生活决定了文字的面目。我虽然为自己的乡村叙事沉醉，却并不明白我之所以沉醉的缘由。直到写了《漫水》，我似乎渐渐明了自己写作兴趣变化的根源：熟稔的乡村，也许正在教我重新认识生活。”王跃文说，漫水是个真实地名，那里就是生养他的村庄。“小说中写到的余公公和慧娘娘们，世世代代生死都在那地方。溆水是沅水支流，沅水是长江支流。因为溆水汤汤流过，漫水村四周几万亩田土无比肥沃。这方水土养育的人，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处世习惯，情感形态，是非标准。过去六十多年，不管世道如何变迁，不管历经多少风雨，乡村人身上最本真，最美好的东西从来没有消失过。”

　　在他眼中，乡村伦理维系着古老的传统，以及这种传统下最美好的事物。“乡村伦理抵御着，或缓冲着各种政治运动的暴力，让乡村在过去几十年的苦难里疼痛有所减少。《漫水》中的余公公可谓乡贤表率，他虽不是旧时那种读书明理的乡绅，但这方土地淳厚的民风如雨露滋润五谷，把他养育得坚韧刚毅，心灵手巧，乐善好施，豪放仗义。慧娘娘贤良，聪慧，宽厚，慈爱，亦是那方水土上随处可见的寻常女人。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是非颠倒好几个来回，人情冷暖若干春秋，余公公和慧娘娘们却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做人做事的方式。他们判断世道，不听莫名其妙的政治口号，只凭最原始和最实在的是非标准。外来政治暴力或许会暂时把乡村的人们压服，但流淌在他们血液里的正直善良的秉赋不会永久地失去。”他这样写道。

　　拒绝标签化

　　“人们对我有某种标签化、符号化认知，这是社会层面的原因，不是文学层面的原因。”

　　“研讨会的题目，是我同作协同志共同商量确定的，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个病句，因为《漫水》跟王跃文作品不是一个并列关系，但是有意忽略掉这种逻辑上的毛病，用了这个名称，反映的也是我内心的纠结。”王跃文说，“我的纠结在于，一方面，想让大家对我以《漫水》为代表的这个乡村叙事小说给予指正，如果大家有兴趣对我全部的创作把一把脉，我还有私心，让大家看看我的小说，从大家都提的符号化、标签化的困境当中拔出来。”他说。“当然我也知道，一个作家他在读者当中，在媒体的印象当中，长期流传的一种口碑式的符号，靠开一次研讨会就消除掉，不现实，也不可能。而且，这种消解或者消除意义何在，也说不准。”王跃文清楚地知道，符号化和标签化也不是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概念，是社会层面上各种复杂的原因的传播，完全可以不在意。

　　但是作为一个作家，王跃文觉得，有必要通过某种机会表达一些心境。“我更愿意听到对我的批评、指正——因为一个作家，不论多么伟大的作家，他身上肯定存在很多问题的，但是有时候自己未必察觉得到。”“中国的当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很直接的、很紧密的联系关系。新文学运动的中国当代文学，同中国的大变革息息相关，从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社会启蒙的责任。中国当代文学也继承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宝贵遗产。互联网时代，很多人更关注文学本身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强调文学回归本位，创作中更关注、展示人的现实境遇和困惑，展示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是文学的进步。”王跃文说。“但是就像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里面说的，他写的就是眼里中国今后的人生，文学本身就是关系性的存在，所以完全脱离现实、脱离时代的文学，我认为不可能存在的，也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当代作家，他的文学无论怎么样个人化，无论怎么样回到文学本位，他所描写的对象是当代中国特定历史情景下的人，他所讲的任何故事都是与当代中国的悲观和痛痒密切关联的故事，所以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学依然应该真切地反映现实，深刻地反映历史，甚至有必要积极地干预历史，民族的心灵应该在文学中得到呈现，国家和民族的梦想应该在文学中得到真实的展望，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讲好中文。”

　　目前对文学唱挽歌的人大有人在，但王跃文对中国文学很有信心。“我是中青年作家，其实是中年迈向老年，青春不在。曹操写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其实就在我这个年纪，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愿意继续为自己热爱的文学做出更谦卑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