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价斯大林偏差行为：好心犯错误(2)

　　已知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仅被囚禁和被流放的人数，也已超过1000万人，这更是远远超过当时中国关管的200多万人。最为令人震惊的是，所有这些屠杀自己同志的命令，大都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据已经公开的档案，1938年8月20日一天斯大林就亲手批准枪决了所谓“人民敌人”及其家属735人；当年12月12日斯大林一次亲手批准枪决的军事干部及其家属更是创记录地达到3167人。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大量杀害共产国际领导人和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波兰、德国、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芬兰、荷兰、土耳其等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大批干部，几乎都被杀害。相反，那些被本国政府逮捕关押的共产党人却大都活了下来。斯大林还使用各种暗杀手段到海外去除掉自己的政敌，如暗杀托洛茨基及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等。在斯大林指挥下尤为触目惊心的一次集体屠杀外国人的行动，是已经众所周知的卡廷森林事件。在1941年，继解散波兰共产党，杀害了其在苏联及欧洲的几乎所有党的干部以后，斯大林竟然又一次下令枪杀了两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和在押的其他波兰人

　　采取这样一种几近病态的野蛮屠杀来对付自己的同志，能够被说成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或其他革命的目的，在认识上出现偏差而犯的“不自觉”的“错误”吗？能够简单地用斯大林个人品质不好或什么个人崇拜之类的理由来加以解释吗？甚至，单纯用民主发生“退化”的说法也不能说得清楚。因为，假定苏联党和国家真的曾经有过比资本主义国家略为完善些的民主体制，很难想象斯大林能够如此容易地取得独裁者的地位和对自己人大开杀戒。

　　应该说，毛泽东这时并非真的不了解斯大林问题存在着另一个方面的教训。用毛泽东政治秘书胡乔木当时的说法就是：“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最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

　　毛泽东当时曾讲过这样的话，说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他并且说过：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所推行的那种政治方法是以在党内进行间谍活动为基础的，不仅造成了一系列无端的怀疑与不信任，迫使同志们干出许多卑鄙的和恐怖的行为，而且使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然而，他显然是赞同苏共中央关于在革命的条件下，必须对民主进行某种程度限制的说法的。他虽然认识到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值得借鉴的可能限制斯大林现象生长的某些长处，却相信自己身上不存在斯大林那样的问题，用不着对自己进行监督和限制。过分的自信，使他明显地不相信任何人，更不可能重视那种建立在严密的法律制度之下的社会监督体制。因此，他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在政治制度方面向西方学习的想法。

　　不知道是因为受到太多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还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不得不尽力维护社会主义的声誉，即使是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当时也没有人公开指责苏联的“社会主义”太过专制。当然，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包括少数党内分歧较大的东欧国家执政党，由于斯大林问题的暴露受到强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增加关于民主与自由的话题，甚至开始公开主张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但对于像苏联这样一些牢牢地掌握着统治权的共产党来说，从自身制度和体制的严重缺陷上来考虑问题的必要性，似乎并不被看得特别紧要。甚至就连“退化”这样的字眼儿，莫斯科听起来也极不舒服。

　　7月初，苏共中央就专门发表声明，坚持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苏维埃民主，是当今世界上最充分的民主。不仅今天如此，就是斯大林时代也是如此，否则就不能解释，何以苏联能够在空前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实现农业集体化，并且粉碎了世界上最凶恶的德日两大法西斯战争机器。它坚持认为，绝对不能从制度方面去寻找原因。声明强调，苏维埃被迫对民主做过一些限制，这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下是不得已的，它并不能成为产生斯大林残暴行为的一个原因。斯大林的问题，还是因为斯大林性格太过粗暴，因为有贝利亚这样的坏人控制着国家安全机关，特别是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个人崇拜，才使得任何反对他的行为成为不可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他的任何反对都会为人民所不理解。

　　几方面的意见比较起来，欧洲党认为斯大林问题有民主“退化”的背景，苏共中央强调个人品质和个人崇拜，毛泽东则认定是好心犯错误，属于认识问题，共产党阵营内部已是各唱各的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