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红楼旧址饱经沧桑 抗战时被日占为宪兵本部(2)

　　北大搬走大院有了新主人

　　早在围城期间，地下党即组织同学们准备迎接解放。政治系赵宝煦老师和我的任务是复制迎接解放的宣传画和制作欢庆解放的大标语。我们在北楼一间教室里，闭门干了好几天。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协定已签署，我们几十名学生被派到张自忠路一号迎接首批入城的解放军。当时消息尚未公布，要求大家到达目的地前，把写有欢迎口号的小旗帜一直卷起来，不要过分显露喜悦的心情。大家一到解放军驻地，立即打开并挥舞欢迎解放军的旗帜。

　　3月间，解放军“四野”来校招收“南下工作团”成员。当时同学们革命热情高涨，因当时校内新的教学秩序尚未建立，特别是文法学院的同学，以为旧的课程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对在校继续学习的前景缺乏信心，感到不如投笔从戎，为解放全中国出力。所以大家踊跃报名，我们班几乎一半同学报了名。

　　当时新政权刚建立，中央和北平市党政部门急需干部，也不断来校抽调学生。校领导鉴于在校学生减员过多，影响教学秩序，不得不对外单位前来抽调在校学生加以控制。党团组织也以组织纪律，强制部分已报名“南下工作团”的党团员留下来。

　　从此以后，校方在教学改革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满足同学们的合理要求。除了按教育部统一规定，开设了新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三门政治课，还经常邀请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校作报告。此外，还聘请中央党政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来校兼课，如薛暮桥开设《新中国经济政策》，邓拓讲授《中国的土地问题和土改》。这些课程联系实际，深受同学欢迎。

　　1949年初，一次全校集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将校庆改为5月4日，并建议邀请毛主席参加校庆。4月18日，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筹委会正式写信邀请，4月30日，毛主席亲笔复信：“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大迁到燕京大学原址。北大工农速成中学迁入“沙滩大院”。1954年工农速成中学停办，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接管“沙滩大院”，分配给中宣部使用。1956年，中宣部在民主广场北端兴建了五层高的办公楼。1958年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创刊，同在一个办公楼内上班。

　　那时中宣部主管宣传、国际宣传、科学、教育、文艺、出版、体育卫生、宣传文教系统干部管理等，在部以下只设处，相当于政府部门的司局，处以下的干部都没有职称，统称“工作人员”。机关内不分上下，一律不叫官衔，互称“同志”。

　　1959年6月，我接到通知，从高教部调到中宣部教育处，重返故地，百感交集，心情难以言表。回想八年前，我还在这里求学，是一名涉世未深、追求进步的学生，年轻气盛，敢想敢干。经过八年风雨磨砺，虽显得老练沉稳了，却也少了不少锐气。

　　我被分配到教育处，主要是研究教育战线学术思想和政治倾向。每天阅览各方面相关图书报刊，从中发现问题上送。此外，中央有关部门也经常交办代为起草文件、社论等，限期交卷，为此加班加点是常事。当时全处连三位处长内，不足十人，下分高教、教育两摊。我分在高教这一摊，由一位副处长分管，下属只有两个工作人员。

　　当时中宣部部长是陆定一，大家习惯叫他定一同志，他是无锡人，上海南洋公学(交大前身)毕业，父为前清举人，家学渊源，他对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有较深造诣，且通英文，在延安曾参与斯特朗同毛泽东谈话的翻译。陆定一为人正直、坦诚，遇事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直抒己见，既坚持原则，又勇于承认错误。他夫人严慰冰也是无锡人，出身诗书门第，曾以第一名考取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在延安毛泽东有一次问陈伯达、康生、胡乔木等几位大秀才：听说王勃写《滕王阁序》时很年轻，当时他到底多大？何以为证。在座的都答不上。陆定一回家问严慰冰，严说：这有何难，一说王勃是14岁时写的，有书为证，可查《唐摭言》。事后，毛泽东见严时，赞赏她：想不到许多大秀才答不出的问题，你能回答。如果在古时候，你能中个女状元。1965年，严慰冰一度来教育处工作，没有宣布她的职务。一个月后，说因定一生活无人照顾，她又回中南海了。

　　1960年4月，身为中央文教小组组长的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发表了《教学必须改革》的报告，提出要“适当缩短学制，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他耗费大量精力抓教育工作。他还安排几位副部长分工抓文科教材编写、普通教育、幼儿教育等。秘书长童大林负责筹建中宣部的实验学校。那几年，陆定一每年主持召开两次全国各省市文教书记会议，及时纠正各级学校出现的问题。如当时全国各级学校在开展“教育革命”中，普遍出现过组织学生参加过多劳动、背离教学的事，忽视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为此，陆定一在几次会上，一再引用韩愈《师说》开头的几句话“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强调教师的作用。

　　秘书长童大林在接受筹建普通教育实验学校这一任务后，立即与东城区教育局和北师大等有关单位商定，以中宣部附近的东高房小学和九十一中学为基础，充实了校级领导班子，选调了一批优秀教师，加强了师资力量。短短几个月就正式成立了“北京景山学校”。为了争取时间，创办之初，在新校舍尚未建成前，暂时先在沙滩大院借用北楼西半边招生、开学。

　　景山学校试行中小学九年制，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外语(分英、俄、法、西班牙四个语种)，还练习书法。由于学校师资水平高、教学有特色，不久就引起全国瞩目。“文革”中，学校受到“四人帮”的摧残，被诬为“阎王殿的黑试验田”，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陈伯达还蛮横地更改校名为“骑河楼(学校所在街名)反修学校”。1978年教育部副部长亲自来为学校平反。

　　荒唐十年噩梦一场

　　1966年春，小道传来最高指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还传说陆定一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是一个“反党集团”。这些都出乎意料，听得胆战心惊，似信非信。3月初，陆定一说是去江西、安徽“休养”，我们处有两位同志随行，其间毫无消息。一位部长带领几个随员休养那么长时间，似乎有些蹊跷。直到5月19日《五一六通知》下发，大家才知道确有其事。而且严慰冰也因“匿名信”问题，被作为“现行反革命”逮捕入狱。

　　“文革”开始不久，刚上任的党中央第四号人物陶铸，成为中宣部新部长。6月6日上午，陶铸到任，中午在大食堂同大家一起吃饭，给“小鬼”们留下了第一个好印象。接着他召开全部工作人员大会，说“过去的中宣部是修正主义的、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部，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信心把中宣部变成革命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搞阶级斗争的中宣部。”

　　从8月26日起，中宣部的大字报对外开放，在大院内用芦席搭起了一排排贴大字报的场所。不久这些芦席上就贴满了大字报。大院成了大字报的海洋。每天门庭若市、全国各地群众纷至沓来。据统计，一个月内来看大字报的，高达一百多万人次，每天都有两三万人。人们不仅来看，还有来贴大字报的。许多人还边看边摘抄。有关陆定一、周扬的大字报，看的人最多，从早到晚挤满了人，有时观众聚了好几层，站在前面的主动为大家宣读。

　　在孑民堂举办了黑帮三反罪行展览会。展出从“阎王”、“判官”(处长)家里抄来的布匹、绸缎、金戒指、项链、几块银元等日用品。还有陆定一家乡红卫兵抄来的残缺不全的“家谱”、祖宗的画像等。

　　当时大院内的观众，又从外单位学来揪斗“黑帮”示众的做法，在办公楼前高呼“阎王、判官滚出来”。主持人只好让“黑帮”一个个出来，向群众低头认罪。有的群众没有见到陆定一、周扬，要冲进大楼揪斗大“阎王”。急得主持示众的部“文革”办公室主任扯着嗓门，大喊“周扬得了癌症快死了，他不在北京”，这才解了围。

　　陶铸曾计划从部内抽调部分人去抓各大区的运动，用两个月时间，结束部内运动。当时大家听了很兴奋。出乎意料，陶铸话言犹在耳，上任才半年，他自己就成了新“阎王”。后来才听说，1967年1月4日下午，江青、陈伯达、康生接见武汉一个造反团时，他们一唱一和，说“陶铸这个人很坏。他到中央来，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6月1日凌晨1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中宣部全体人员，宣布：党中央决定，由中央“文革”小组接管中宣部。中央“文革”小组的宣传组、文艺组、教育组到沙滩大院原中宣部办公楼办公。中央宣传部这块牌子不要了。当年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对中宣部实行军管。

　　此后，中宣部大部分干部职工，都集中到二里沟北京市委党校住宿，白天搞大批判、斗私批修。1969年8月25日，又全部下放到宁夏贺兰县化建农场“五七干校”，我也从此永远离开了“沙滩大院”。

　　转瞬我已在北京生活了六十多年，其中有将近一半时间在“沙滩大院”求学、工作和生活。这段岁月，正好是我一生中的青春年华。虽然在十年“文革”中，仿佛做了一场噩梦，但几十年来我对“沙滩大院”，一直梦牵魂挂，无限眷恋。

　　北大虽然离开“沙滩大院”老校区已半个多世纪，但北大人特别是老校友们怀念沙滩老校区的眷恋心情丝毫未减。大家认为，北大的根在沙滩老校区。在那里诞生了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许多著名人物在此留下足迹，这里所发生的许多事件都与中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每年校庆和春节校友聚会，都有人提出请校方向有关方面申请归还沙滩老校区。

　　补白

　　记忆中的于光远

　　周其湘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9月26日在京去世，享年97岁。于光远是作者的前辈，也是中宣部沙滩大院工作时的同事。在作者眼中，于光远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以下是他记忆中，于先生在中宣部工作的时光——

　　与我们在同一层楼的邻居是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久负盛名，当时干部必读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是他和苏星合编的。他1915年出生，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在校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战后去延安，曾研究陕甘宁边区经济。他的研究领域广泛，既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又包括自然科学，被誉为“百科科学家”。他心态年轻，思想活跃，心胸开阔，兴趣广泛，风趣幽默。他常说：“世界真奇妙，后来才知道，多活几年，好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他为此八十多岁学电脑，上网了解世界大事。

　　他的领导作风也独树一帜。每天一上班，全处同志在一起务虚，大家畅所欲言、谈笑风生。平时安排工作也比较放手。在他手下，培养出好几位文思敏锐，有独到见解、独创精神的大秀才。在庆贺他85岁诞辰的一次聚会上，科学处好几位同志，都深有感触地肯定他在处内提倡思想自由、独立思考、钻研业务，培养独立工作能力等一套育才方法。

　　他培养自己的后代也有一套办法。他的几位“千金”，个个都很出色。“文革”中，他带着两位学龄前的女儿到宁夏农村的中宣部“五七干校”，每天做一个有关科学知识方面的简单实验，向她们讲解其中浅显的道理。有时他还带着她们在旷野里，进行军事操练，一声“卧倒”令下，孩子们不顾地上的尘土，马上执行命令。

　　于光远因为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界的名人，成为许多机关、学校的批斗对象。他参加各种批斗会时，不等批斗单位派红卫兵来押送，往往自己骑车按时到会。据说有一次的批斗会是凭票入场，他到会场门口，被拒绝入场，同门卫争吵起来，他说他一定得参加，否则会就开不成。直到会议主持人出来才解了围。

　　2002年10月，中宣部干部的一批子女，发起筹办了“沙滩大院”中宣部职工和家属的大聚会，有三百多人参加，盛况空前。于光远坐着轮椅赶来参加，教大家学他“创造”的“双手指法保健操”。他笑说“人之初，性本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