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岁老人忆平反历程：最感谢拨乱反正的邓小平

　　◎口述/李易（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审，现居加拿大温哥华）　整理/李多（李易儿子，中学退休老师）

　　◆1957年反右，1961年被“摘帽”，1970年被“解放”，“有历史问题，但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直到1978年被正式“改正”，其间经历了20多年的磨难。

　　◆我和妻子悄悄回北京探风，曾经编辑《林海雪原》的编辑龙世辉夫妇在家里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但龙先生告诉我，“看‘形势’，你还是耐心地等待一个‘时期’”。

　　◆每天，家人都盼望着我的来信，得知我的平反事宜的进展。单位管右派平反的组织部长是个很好的人。他每次都积极向文化部打探消息，并且及时告知我。

　　◆我记得在平反大会的场景，在场的人，被错打成右派的人，无一例外都哭了，都流下了泪。

　　我自1947年师从于游国恩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早年襄助北京大学游国恩教授编注《陆游诗选》，后进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和编辑的工作。1957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被错打成右派。1958年，我和聂绀弩等被发配至北大荒乌苏里江珍宝岛805农场。我劳动四年，后转至山西长治农村教中学约20年。1978年，我正式获得“改正”，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工作。

　　花了七年，争取回原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还是1971年9月发生林彪坠机事件之后，我才开始有了自己获得平反回京重新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念头。当时的社会走向还不是那么明显乐观，但是随着“林彪事件”的发生，开始有了“好转”的迹象。我怎么才能获得回京工作的机会呢？思来想去，我想出一个最稳妥的办法。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做了一首“赋”。我把这首赋寄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周扬。其赋的内容是我表达了自己要求重新回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意愿。那时根本不敢谈自己平反改正的事情。但我没有接到周扬部长的回信。

　　大约在1975年，我和妻子悄悄回到北京。我们没敢贸然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只是找到了我的好友，曾经编辑《林海雪原》的编辑龙世辉夫妇。龙世辉夫妇在家里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但龙先生告诉我，“看‘形势’，你还是耐心地等待一个‘时期’”。

　　到了1978年，邓小平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且主张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错误。这使我又产生了过去的右派问题也很可能重新被改正或者平反的想法。

　　正如龙世辉先生所言，那年的一天，一个人民文学出版的外调人员突然来到山西，造访我家。他说他是为了右派的改正问题而来的，他告诉我，改正右派的工作正在进行。只要是被打成右派后再没有其他问题的，有可能被平反回京工作，但是安置错划右派的原则是就地安排。

　　婉拒市教育局督导室主任的职位，也愿无报酬地在北京原单位工作

　　我那时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争取回京工作；不成就设法到省城太原的山西大学教书。为此我专程去了趟山西大学。我父亲在1946年曾在山西大学教书。山西大学的著名教授姚殿中和姚青苗是我父亲的同事。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但过了数月，山西大学没有给我任何通知。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调人员来我家不久，长治市教育局就找我谈话，想给我改正右派，恢复名誉，给我高级中学语文教师的职称，一个教育局督导室主任的职务。他们想挽留我但被我婉言拒绝，因为我还是想回人民文学出版社做古典编辑的工作。

　　1978年，经过我的申请，人民文学出版社批准我回京工作，但是提出可以回古典部搞编辑工作，但没有报酬；如果右派改正回京工作的申请没有被批准，还得回山西原籍工作。我答应了，做了几个月的“义工”。

　　我暂住在出版社的一个招待所里。开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干起了编外编辑，一方面我得把荒废了的业务从头做起，另一方面我得接受出版社和编辑部领导的考察验收。通过领导同行的考察，我才有可能落实政策回京回出版社工作。

　　我的事情，牵动着我们家每个人的心。那时没有这么发达的通讯，打不起长途电话，消息传递全靠信件往来。我们家住在农村，邮件传递更是不方便快捷。每天，家人都盼望着我的来信，得知我的平反事宜的进展。人民文学出版社管右派平反的组织部长是个很好的人。他每次都积极向文化部打探消息，并且及时告知我。

　　一家五口住一间平房，最终出版社招待所帮我安排了一个床位

　　回京之后，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住处。我岳母在北京站附近的贡院有一间小平房，我、岳母、妻子、儿女，我们五个人住。房子太小，人多，只好向学生宿舍那样架双层床。儿子只能住在屋外靠墙搭的小木屋里。说是小木屋，其实是包装箱拆下的薄木板自己钉的小房。夏天下雨，儿子整个被泡在水里。不得已，向出版社申请，给我在出版社招待所安排了一个床位。每天晚上回出版社，我让我儿女骑自行车送我，为躲避警察，常走小胡同，但是多次被他们逮住，罚款数次，每次几元。

　　我在清华读书时室友三个，其中一个在解放初期到了美国，是美国维茨康新州一所大学的终身教授，红学家。他听说我回到北京，要求见我。那时政治气氛依然浓厚，接见外国人须报告审查。鉴于我当时的窘境，我跟出版社说了我的意见，婉言谢绝了他的请求。他大惑不解，快三十年了，同学怎么拒绝了见我？直到后来，我才向他说明了原因，我的“家”实在“有碍观瞻”。后来，我们清华同学几乎年年在京聚会。

　　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在当年右派平反回京工作的人中，文化部第一批只批准了七个人，我和妻子榜上有名。我妻子原先是出版社的校对员。

　　我记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平反大会的场景，在场的人，被错打成右派的人，历次运动被整的人，无一例外都哭了，都流下了泪。因为很少有人能逃脱被整或者被批的命运。

　　我那次匆匆赶回山西，一进家门，就连忙从口袋里掏出平反的证明，回京工作的各种手续给妻儿们看。我和妻子都热泪盈眶，几乎一夜未眠。

　　天亮时分，妻子说了一句话：“人生真是一个梦”。

　　奋力工作，但不敢再编辑出版恩师聂绀弩的诗

　　1957年反右，1961年被“摘帽”，1970年被“解放”，“有历史问题，但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直到1978年被正式“改正”，其间经历了20多年的磨难。我1927年生人，回京时已经51岁。

　　我原先受到降薪处分，回京后升两级工资。我自反右后到平反二十余年间没有涨过一次工资，每月工资一直是48元。那时国家没有涨过工资，我所在的公社书记每月才四十多元，所以涨级涨工资更是没有指望的事情。我有五个儿女，那时我们的生活十分拮据。

　　自反右以后，“政治后遗症”在一段时间还是有的。改正不久，我的恩师聂绀弩专门请我到他家里，他的磨难恐怕比我要深。他写了一些诗，他和夫人都对我说，编辑出版他的诗，我最适宜。我说考虑考虑。我把他的《三草集》草稿拿回家。我们全家，我，我妻子，我的儿女都读了他的诗。我们经过认真激烈地讨论和争论，最后得出一致的意见：不要参与。因为他的诗里有很多关于“文革”、反右时遭遇的事情。当我把我的看法告诉聂老时，他很失望。他对我说：“你是怕被再牵连啊！”

　　我回京后奋力工作，到我退休时，我曾负责《艺文志》、《唐代诗歌卷》、《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等书编辑。《清诗鉴赏辞典》主编张秉戍、萧哲庵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李易同志编辑文学作品鉴赏集以来，一批具有较高水平而又兼具美学价值和保留价值的文学鉴赏辞典，相继问世。这是传统文学兴旺发达的重要表征和记录。”人文总编陈早春《瞭望·总编辑推荐书》：“编辑李易‘自找麻烦地进行了精心的导演’，译者代表了当今诗坛的不同风格和流派，译集为使唐诗回归民间并走向世界探索了路子”，堪称翻译信达雅原则深一层的发掘与拓展。

　　我最感谢拨乱反正的邓小平。我记得我看到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的讲话时那激动的心情。如今，我已八十有余，忆往昔，记述我改正的经历也是为了再次向邓小平致谢，向党，向祖国表达我的深切的怀念和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