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盲宣队曾深入敌占区宣传抗日 特殊身份成掩护

　　12月14日上午10点，左权县陵园街上走来一支奇怪的队伍。

　　9人的队伍分成三组。第一组最前面的人戴着比啤酒瓶底还要厚的眼镜，第二个人左手拉着前一个人的臂弯，右手拄着一根细长的木棍，第三个人左手搭在第二个人的肩头，右手同样拄着木棍，随着步伐点击在柏油路面上，发出咔咔的声音。第二组、第三组同样如此，只不过有人手里还拿着唢呐、二胡等乐器。县城街头的百姓对这支队伍没觉着奇怪，大人孩子急匆匆地与他们擦肩而过，忙着赶各自的路；车辆路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会特意离得远一些，并减慢些速度。他们都知道，这是盲宣队。

　　70多年来，这支队伍走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早已与左权、与太行山融为一体……

　　凳子还没摆好就围拢了上百人

　　这支队伍里，只有3个人有微弱的视力，“只能保证不碰到石头”，副队长王树伟说。这些走惯了山路的盲人在城里的马路上走得很快，500米的陵园路很快到了头，右转不远是县里最繁华的新世纪购物广场，也是他们当天上午的舞台。

　　盲宣队员到达广场的时候，县文化局的工作人员还没布置好舞台。所谓的舞台，只是10把刚刚从左权县宣传文化中心搬来的凳子。队员们摸索着分别站在凳子前，调整相互的间距。

　　没有人大声招呼，观众就聚拢过来，自动围成了圈儿。很快，舞台外就有了上百位观众。队员们坐在各自的椅子上，拿出乐器开始试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坐在最左边的王玉忠。他把一对镲摆在面前的凳子上，然后拿出二胡，摸索到拉杆上的一根绳子，用力把绳子系在左臂上——他没有左手。随着左臂的摆动，二胡发出了呜咽的声音。

　　锣鼓齐鸣，盲宣队的表演开场了。没有音响，传统乐器的合奏依然在繁华的街道上传出很远，围上来的观众更多了。队员们明显捕捉到了场面的规模、观众的喜爱，演奏得更加起劲了，一个个露出陶醉的表情。王树伟亮开嗓子，一串串唱词带着振奋人心的力量冲了出来。

　　外乡人或许听不清他那浓重的方言里，究竟唱着什么，只能依稀分辨出“第一代领导人……第二代领导人……”这是盲宣队的宣传任务之一，每年县文化局都要给他们编一些宣传最新路线政策的唱词，由他们传颂到全县的每一个村落。

　　一曲唱罢，音乐中的力量消失了，转而透出缠绵欢快的味道。王树伟和张林庆一作男声一扮女声，唱起了传统的开花调，演绎着乡村爱情故事。很多观众会心地笑了起来，那欢快的声音里分明有心酸——他们的爱情大都只能存在于歌声中。

　　最后，是盲宣队的一个经典曲目《走惯山路趟惯水》：云为被子山为床，暑去寒来(老天呀)我走遍了太行。这家稀饭那家干，一日三餐(老天呀)吃的是千家饭……这段唱词，是盲宣队生活的真实写照。

　　全县二百多个村子每年去两次

　　其实，盲宣队的舞台并不在县城，而是散落在太行山里的一个个村子中。每年开春，他们都会打起背包，一个搭着一个的肩膀，走入大山深处。每到一个村子，在村民家吃过饭就演出，演出后就住在村里，第二天清晨打起背包，搭着肩膀再出发。一年中，他们有200多天就这样走着唱着。“以前全县有1300多个村子，我们一年都要转一次，现在好多自然村撤并或者没人了，全县200多个村子，我们每年要去两次。”王树伟说。

　　村与村之间的山路，健全人走起来都困难，何况盲人。

　　比如迷路。有一年冬天，他们要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结果在雪地里迷了路。“走的时候，村民给我们指了路。那是一条小路，之前没走过，但是我们想只有五六里地，应该能过去。”王玉忠说。有微弱视力的队员看到的都是没有尽头的雪，既找不到要去的村子，也找不到出发的村子。他们在雪地里转来转去，身体都冻僵了却不敢停下来，因为如果不能在天黑前找到村子，他们就有可能全部倒下。从清晨走到晌午，他们终于幸运地找到了目的地。

　　比如悬崖。去年，在麻田村演出的时候，队员李永兵走着走着一脚踩空，搭着他肩膀的王玉忠反应很快，拉住了他的手。这时，李永兵已经全身悬空，他探出手紧紧抓着“悬崖”的边，王玉忠则牢牢按着他的手。过了一会儿，李永兵支撑不住了，冲着王玉忠大喊：“你放手，要不然会把你带下去的。”王玉忠没吭声，更没放手。李永兵用力一抽，两只浸满汗水的手分开了，李永兵掉下了“悬崖”。一瞬间的心惊胆战后，他竟然双脚着地，趔趄着站稳了。原来，这是村里的一条泄洪渠，只有两米多深，虚惊一场。

　　至于路上的风风雨雨、磕磕碰碰，队员们都不屑提起。正如他们的歌声一样，他们的辛苦，左权人都知道。大部分队员都是苦命人：42岁的王树伟是先天性白内障；62岁的陈玉文在14岁时突然双目失明；60岁的张林庆37年前被雷管炸坏眼睛……“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唱歌。留在家里不能生活，总得找个活路，只有盲宣队才是唯一的活路，不喜欢也得跟着唱。”张林庆平静的话里满是心酸与无奈。

　　队长刘红权估计是队里唯一真正喜欢唱歌的人。先天失明的他从小就爱唱歌，想参加盲宣队，可是父亲不同意，把他送到太原盲校。1995年，父亲去世后，他终于得偿所愿。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盲宣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

　　队员越来越少辉煌背后有隐忧

　　在回顾这段辉煌时期前，让我们先回顾盲宣队成立75年来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以前，盲人大抵只有两种谋生手段：走街卖唱、摆摊算卦。左权被侵华日军占领后，盲人们依然靠此谋生。八路军发现盲人深入敌占区却不容易被怀疑的特点后，对当地的盲艺人进行教育改造，于1938年组建起一支盲人宣传队。此后，盲宣队一直以特殊身份作为掩护，出入敌占区传递信息、刺探情报、宣传抗日。新中国成立后，盲宣队一直肩负着宣传党的政策的责任，后来又承担了弘扬传统文化的任务。很长一段时期，盲宣队仅仅活跃在左权县，直到在2003年8月发生了大转折。

　　当时，全国政协委员、著名音乐学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来左权采风。看过盲宣队的表演后，他被原汁原味的左权民歌感动得泪流满面，当即表示要带他们去北京表演。

　　当年10月8日，盲宣队员第一次走出大山，在北京住了一个星期，演出了5场，一举成名。盲宣队也因此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帮助。县里从2005年开始给他们上万元的资金补助，给他们一套四合院作为基地，给他们安排廉租房，还给他们上了养老保险，让他们领低保金。澳门的一位陈先生每年都给他们寄些钱与日用品，逢年过节还送他们一些澳门特产。大连的导盲犬培训基地送给刘红权一只价值10多万元的导盲犬，狗粮则由南宁的一位好心人定期寄来……

　　然而，在最辉煌的时候，田青对盲宣队的前景却格外担忧，刘红权将田青的担忧转述给记者时，是那样的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盲宣队最多时有四五十号人，现在只剩下11人，年纪最小的也已经30多岁。”刘红权道出了队员越来越少的三大原因：现在农村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家庭能够承担起照顾盲人的费用，没人愿意把亲人送到盲宣队；盲人谋生的途径越来越多，比如城里人离不开的盲人按摩，盲宣队已经不是唯一的出路；现在农村有了电视网络等娱乐方式，盲宣队不再像以前那样受欢迎……

　　左权县文化局副局长常晋斌对盲宣队的未来设计了几条思路：盲宣队已经和晋中学院音乐学院联合办了实验基地，通过逐步扩大影响范围，或许可以吸引外地的盲人加入；通过宣传，让大家认识到盲宣队传承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让失明孩子的家长改变观念；通过改善各种条件，让盲宣队更有吸引力……

　　虽然盲宣队正在“瘦身”，11名老队员却深爱着这个集体，他们都说盲宣队就是他们的家，他们也习惯了边走边唱的生活，只要还能走得动，就会一直走下去。

　　“走惯这山路蹚惯这水，处惯了这乡亲(老天呀)谁也舍不下谁。宁走在路上不回那个家，割不断这牵挂(老天呀)走哪哪是家……”这歌声还会在太行山中响起，只是不知道还能响多久。

　　(记者 张立宇)

　　身边人眼中的ta

　　“他们每年下乡，走进千家万户，把不同时期党的政策用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下去；他们传承着我们县的传统民歌开花调，还能活跃农村的文化生活。我认为，盲宣队应该传承下去。”

　　——左权县文化局副局长常晋斌

　　“我十来岁就开始听他们唱了，那时候是全村老少都去听。他们表演得很好，很有感情。盲宣队是很多人忘不了的深刻记忆。”

　　——左权村民王仁

　　记者手记：

　　他们的幸福很简单

　　采访中，记者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你们这么苦，为什么却能唱出那么欢乐的歌声？”

　　11人给出的答案大同小异。他们说，当饥肠辘辘地走到一个村子，村民们端出热气腾腾的饭菜；当他们开始演出，全村人都围在一起边调侃边倾听；当他们演出完毕后，躺在村民家收拾好的炕上；当返回四合院，大家一起练习、聊天时，他们都会忘记心中的痛苦，忘记失明的烦恼，感到幸福与快乐，他们的歌声中自然也就有了幸福、快乐。

　　他们的快乐很简单。正是这简单的快乐，鼓励着他们一天天地在那条永远看不到的山路上摸索着前行，只为给那些喜爱他们的人带去幸福与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