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十大好书”揭晓 《被禁锢的头脑》入榜

　　编 者 按

　　深圳读书月2013“年度十大好书”日前揭晓，《被禁锢的头脑》昂首入榜。此书为198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切斯瓦夫·米沃什写于1950年代初的非虚构作品，试图说明“二战”后的中东欧知识分子群体如何挣扎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禁锢。今日，人文正刊特邀青年学者朵渔撰文，详述此书的写作背景，帮助读者了解米沃什如何“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人在充满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

　　　随着战事的发展，波兰的大多数城市和国土变成希特勒帝国的一部分。差不多五年半的时间里，波兰人民生活在一种任何文学或历史经验都无法准确描述的高压和恐怖之中。“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超出了最大胆的、最毛骨悚然的想象，”米沃什说，“我们仍然活着，因为我们是作家，所以我们试图去写。事实是，过不久我们当中就有一个人退出来，被遣送到集中营或被杀害。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像被流放到飘浮的冰块上面；不敢去想这冰块什么时候便会溶化。”

　　华沙陷落，人人自危

　　在获得奖学金赴法国留学之前，波兰青年切斯瓦夫·米沃什曾在维尔诺的泰凡·巴托雷大学学习。这位法律系学生和他的朋友们创办了一份名为《火炬》的文学刊物，和一个同名的文学团体“火炬社”，号称波兰文坛的“灾难主义诗派”。“我们一群人当时是左倾分子，自成一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预言全世界即将面临一场空前的浩劫。”（台湾版《禁锢的心灵》）1936年从巴黎回国后，25岁的米沃什开始在波兰电台文学部任职，并出版第二部诗集《三个冬天》。他已被公认为他那一代人中最有天赋的作家，似乎一个不错的前程正在这位年轻人面前审慎地展开。然而，战争的烟尘即将在欧洲上空腾起，“对于敏感的人来说，空气中浮动着恐怖的味道”。米沃什在一首写于1936年的诗作《庄严的河流》中，透出了惊人的预见性：“像白色悬崖的焚尸炉”，烟从“死去的胡蜂的蜂巢”中散出。

　　1939年初，当几个波兰青年从收音机里听到希特勒的演讲后，他们已经清楚地知道了自己将要面临的命运。8月23日，德苏两国签订了里宾特洛甫一莫洛托夫密约，就瓜分波兰达成了协议。9月1日，纳粹军队闪电入侵波兰，苏联也从东部进入波兰，德军攻陷华沙，维尔诺处在红军统治之下。不久，希特勒对苏联开战，而波兰军队已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对波兰两面夹击的战争像在蚂蚁山上放了一把大火，成千上万饥饿与恐惧交加的人们挤满道路：军队溃败，士兵争相逃命，警察脱掉制服也跑开了，妇女们在人群里拼命找她们的丈夫，想参战的男人们却找不到军队。成群的人们从东部逃向德国占领的西部地区，同样，也有另一批人们从德占区逃向苏联控制的东部地区。也许只有在20世纪才可能出现这种标志着国家末日的大混乱。”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一书中写道。

　　1939年的决定性失败，使整个华沙城笼罩在一片垂头丧气和恐怖的气氛中。战争初期，米沃什曾短期回了一趟维尔诺，他发现红军统治下的维尔诺已经面目全非，他的那些先锋派的诗歌小圈子，已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他只好匆匆逃离，穿越四道封锁线，回到华沙，并加入左派抵抗组织。他参加秘密的文学社团，编辑了一本抵抗诗文集《不可征服的歌》，并着手翻译雅克·马利坦的《穿越灾难》。他还记得，有一次，他刚在一家咖啡馆参加完地下小组活动不久，盖世太保便跟踪而至，逮捕了咖啡馆里所有的人，包括一位右翼的文学编辑。“他被枪杀在华沙附近的一座森林里：沙地、松树、行刑的口令。”（《米沃什词典》）逮捕、监禁、暗杀、集中营……人们对这些概念渐渐习以为常。有一次米沃什和他的几个朋友刚从一位乡下朋友那儿回来，他们漫步华沙街头，感受着生活的短暂的惬意。“这是一个美丽的夏日的早晨。我们并不知道这天将成为我们城市的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而被记住。当我刚进屋关上身后的门，我听到来自大街上的尖叫声，从窗户看过去，我看见一场全面搜捕正在进行。这是送往奥斯维辛的第一批搜捕。后来数百万欧洲人在那里被杀害。此时，集中营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这天在大街上被抓住的第一批遭放逐的人们似乎没有一个活下来。”（《被禁锢的头脑》）

　　华沙犹太区惨案的目击者

　　随着战事的发展，波兰的大多数城市和国土变成希特勒帝国的一部分。差不多五年半的时间里，波兰人民生活在一种任何文学或历史经验都无法准确描述的高压和恐怖之中。“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超出了最大胆的、最毛骨悚然的想象，为我们熟知的古老的有关恐怖的描写只能使我们对其天真发出微笑。德国人在欧洲的统治是残酷无情的，但什么地方也比不上在东欧的那种残忍残暴，”米沃什说，“我们仍然活着，因为我们是作家，所以我们试图去写。事实是，过不久我们当中就有一个人退出来，被遣送到集中营或被杀害。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像被流放到飘浮的冰块上面；不敢去想这冰块什么时候便会溶化。”（《被禁锢的头脑》））

　　1943年，作为华沙犹太区惨案的目击者，那巨大的人性灾难穿越了米沃什漫长的一生，每当他沉醉于生活的幸福时光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回忆起那令人惊愕的时刻。“常常，当我坐在巴黎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或是步行穿过这座大都市时，会陷入某种摆脱不了的思绪。我看着身旁过往的淑女们，看着她们华美的秀发，她们骄傲地扬起的下巴，她们线条柔和，召唤着愉悦和欲望的细长咽喉——每当这时，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同样年轻的犹太姑娘。她大概二十岁左右，身材丰满，光彩照人，成天兴高采烈。当时她正举着双手，胸膛前挺，沿着街道奔跑。她尖锐地叫喊着‘不！不！不！’死亡的必然性超出了她的理解力——一种来自外部的必然性和她毫无准备的身体没有任何关系。在她的叫喊声中，党卫军的冲锋枪子弹把她击倒在地。”（米沃什《诗的见证》）

　　1943年，青年米沃什写下了他作为见证者的著名诗篇——《菲奥里广场》，诗中写道：

　　……

　　我想到了菲奥里广场

　　在华沙的旋转木马旁

　　一个晴朗的春天的夜晚

　　变成了狂欢节的曲调。

　　欢乐的旋律淹没了

　　从犹太区围墙齐发的炮弹声，

　　一对对高飞在

　　无云的天空。

　　火堆吹来的风时不时

　　会把黑色的风筝刮起，

　　骑着旋转木马的人们

　　抓住半空中的花瓣。

　　那相同的热风

　　吹开姑娘们的裙子

　　人们大声笑着

　　在美丽华沙的星期天……

　　（张曙光 译）

　　康波·代·菲奥里，这个曾经对布鲁诺执行过火刑的著名广场，被米沃什从罗马移植到了华沙。诗作描写的是1943年华沙犹太人起义的情景。德军占领华沙后，用铁蒺藜和10英尺高的围墙建起了犹太区，把犹太人看管起来并准备处决。自1942年7月22日开始，德军每天向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输送5000名犹太人。1943年4月19日，党卫军头目希姆莱为庆贺希特勒的生日，对犹太区发起一次特别行动，遭到了犹太人的顽强反击。经过近一个月的战斗，约1.3万华沙犹太人牺牲。一边是纳粹德军用重武器和火焰喷射器对犹太区的清洗，在一墙之隔的广场上，一些市民就在滚滚浓烟中欢笑着骑木马或荡秋千。曾有人断言，是米沃什臆造了这一情景，而另一位华沙人、哲学家柯拉柯夫斯基则证实了这一切是真：“那时我每天都去市中心，我记得这个马术表演场，就在火光冲天的犹太区的围墙边。从那里可以听到爆炸声，风夹带着碎纸片，甚至还有正在燃烧着的衣服吹过来，表演场上的人们就在无忧无虑地玩这个——有时他们甚至能随手在风中抓住一小片什么……”（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欧洲精神》）一墙之隔的生与死、悲与欢、去与留、善与恶……这是一幅怎样令人恐怖的画面，所有这一切又包含着怎样的人性的冷漠和愚蠢。米沃什说：“这绝对不是反犹太主义的表现，这是对身边生命冷漠以对的表现。这种冷漠甚至让他们无法低下头看一眼这不幸，甚至让他们无法回家去对着那些死去的或他们无法帮到的人静默一个时辰。”每思及此，米沃什都觉得，每一个曾在大屠杀期间亲历过这片土地的人，都是有罪的，都应该受到自我良心的审判。

　　卡廷森林惨案清洗被俘波军

　　在波兰东部地区，处在苏联控制下的波兰人正在经受另一种折磨。由于怀疑波兰共产党人有民族主义倾向，逮捕的浪潮便一直未断。许多活跃的波兰共产党人，由于担心受迫害而逃到苏联，最后却在苏联被莫名其妙地判刑和清洗。大部分不被信任的居民遭到遣送或流放，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会在黎明时就挨家挨户地敲门，给那些被遣送的人家一点时间收拾最基本的日用品，劝他们穿得暖和一些。“牛车带走了囚犯、男人、妇女和儿童。先是几万人、最后是几十万人潮水般地被赶到东方。经过几周或几个月的长途跋涉，最后到达了目的地：极地的强迫劳改营或西伯利亚的集体农场。”（《被禁锢的头脑》）一边是纳粹恐怖镇压，一边是极权统治，两种恐怖统治以不同的方式制造着人性的双重毁灭。

　　1939年，苏联人从另一方攻入波兰后，俘虏了23万名波兰军人。苏联内务部奉斯大林指示，对被俘波军进行了“政治鉴别”工作，士兵们大多被释放了，但剩下的由各类知识精英组成的1.5万名军官，则被送往科杰尔斯克、奥斯塔切科夫、斯泰罗别尔斯克集中营。1940年春天，他们与家庭的一切联系突然中断，无影无踪了。根据后来披露的一份编号为“1”的苏共政治局秘档，内务部头目贝利亚当年曾向斯大林报告说，被俘波军是苏维埃“不共戴天的敌人”，建议按“特别程序”审理，处以极刑。据此，联共(布)政治局当日通过决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加里宁、卡岗诺维奇等共同签名，授权内务人民委员会对报告中所列25700名波兰军人执行枪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卡廷森林惨案。

　　逮捕“国家军”成员的行动在进行

　　1944年的夏天到了，忍辱负重、寄人篱下的波兰人似乎看到了曙光乍现。苏联红军和在苏联境内组建的新的波兰军队已踏上了波兰土地。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决定组织起义军，以期在苏联红军到来之前解放华沙。1944年8月1日，由5万名华沙抵抗运动成员、军人和居民组成的“国家军”，向占领华沙的德军发起进攻。整个战斗持续了63天，最终起义军因弹尽粮绝被迫投降。“整整两个月内，足足有一千米高的混合着火光的烟柱挺立在华沙上空。二十万人死在街头巷战中。而没有被炸弹或重武器喷射的火焰击倒的人则被纳粹冲锋队烧死。”虽然苏联红军早在1944年7月29日就已到达维斯瓦河畔，但他们没有向波兰起义军提供任何帮助。华沙是反抗德国人的中心，但同样也是反抗俄国人的中心，它必须被摧毁。红军军官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着对岸的巷战，硝烟越来越浓，模糊了他们的视线。直到1945年1月17日，苏军才进入华沙，此时的华沙城几乎已被希特勒的军队夷为平地。“这是一只苍蝇反抗两个巨人的搏斗。一个巨人在河对岸等另一个巨人去杀死苍蝇。”米沃什说，“最终，他扑灭了苍蝇，这仅仅在另外一个巨人扑灭它之后，这是一个有耐心的巨人。”

　　生已变得艰难。令人悲哀的是，死，仍然在继续。

　　1945年4月，在德国人被红军赶走之后，有一次米沃什和他的朋友漫步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城市街头，那曾经熟悉的城市的一隅，此刻几乎已经认不出，沉寂、荒凉如置身于古怪的月球。这里埋葬着他的朋友，以及很多明知不存在胜利的希望却又自愿牺牲的波兰青年。20岁的诗人克里斯托弗，一个消瘦的气管病患者，死在狙击坦克的岗位上；诗人凯罗，工人区的儿子和一部关于荷马的戏的作者，和他形影不离的同志诗人马瑞克一道，在炸毁一个路障时双双身亡；年轻的哲学家缪尔伯兰德，一位海德格尔的信徒，出于对“自由选择的时刻”的信仰，主动要求参加巷战，结果三个小时后便阵亡……在一片废墟旁，他看到一块吊在栅栏上的小木板，上面用红漆或血写着：“利欧特纳·兹别斯塞克的受难之路”。“谁是利欧特纳·兹别斯塞克？”米沃什追问道，“仍然活着的人中间有谁知道他受了怎样的罪？我们想象他是在爬着经过这个出口时——他的一些同志也许早被杀害了——写下了这句话。我们仿佛看见他意识到自己的致命伤，却集中了短暂的意志力去完成这件事，因为这仅仅是在完成他的责任。为什么？谁能来评价他的智慧或疯狂？”（《被禁锢的头脑》）

　　华沙劫掠之后，米沃什和一帮作家、艺术家躲到古老的克拉科夫城，在此避难。1945年4月30日，苏军攻占了柏林，结束了在欧洲战场的最后一役。5月8日，德军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夜空被发射的火箭弹照得雪亮。街上回响着轻武器发出的噼啪声，那是红军在庆祝他们的胜利。第二天早晨，那是春日里美好的一天，米沃什和他的朋友坐在一家波兰电影公司的房间里，讨论一部电影剧本。“由于为影片的结尾大伤脑筋，我们便把脚放在桌椅上面，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抽很多的雪茄，不时地被扑到窗户上的麻雀的啁啾所吸引。窗外是一个长着年轻的树的院子，在院子的那端有一座巨大的建筑，此时已经改造成一座监狱以及警方安全总部所在。我们看见在带栅栏的窗户后面年轻的囚徒划出的痕迹。有些人把脸伸出来指望晒到一些太阳。另外一些人用金属钩来取沙堆上的纸条，那是隔壁牢房的人扔出来的。站在窗前，我们只有沉默地观望。”（《被禁锢的头脑》）

　　很容易猜出，这些人正是华沙起义时的“国家军”战士。由于华沙起义没有成功，听命于流亡政府的“国家军”战士不仅没有被视为国家英雄，反而被视为不稳定因素。波兰国旗在各个城市上空飘扬，逮捕“国家军”成员的行动也在悄悄进行。尽管他们的敌人曾经是希特勒，但现在这些人却被新政权视作阶级敌人。

　　主动选择出走法国

　　战争胜利了，波兰人民开始重建家园，自由和民主成为时髦语言。波兰政府宣布要在农民中间重新分配地产。然而米沃什却发现，整个国家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相反却被一种憎恨的情绪攫住。得到土地的农民，恨；入了党的工人和公务人员，恨；名义上参政的社会党人，恨；努力发表了手稿的作家，恨。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而是背靠一支外国军队才得以存在的政府。米沃什发现：“我和同胞们从柏林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了……变成在莫斯科统治之下了。“

　　战后，在市政当局的要求下，米沃什被迫离开了大学城克拉科夫。他被怀疑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以及对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抱有好感。在老友普特拉门特的帮助下，米沃什被任命为驻美使馆的文化专员，常驻美国。旅居国外，为米沃什提供了一个便利条件——万里之外，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发表文章和诗歌。他在美国写了很多小诗，它们的一字一句似乎都在有意背离着官方的教条。

　　作为一个外交官，看来他在美国过得不错。诗里透露着安详自足的幸福感，仿佛只是一转身，那血与火的岁月已不见。也许他是有意的，因为惯常的创作方式已为新政权所不容。无论如何背离，他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自由的界限。“一旦我感到这个路数过于刺激人，就会写点什么东西以便能被解释为我这个人还是易于改造的。”这样在美国度过五年后，米沃什被任命为波兰驻法国大使，再次来到巴黎。

　　巴黎对米沃什意味着什么？米沃什说：“我对这个国家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态：由于个人生活的巨变，我曾被踢到一边；但我对法国文化又心怀感激，同样使我心怀感激的还有几个人，外加巴黎的几条街道和几处风景。”（《米沃什词典》）他所“心怀感激的几个人”里，至少包括《反抗者》的作者阿尔贝·加缪。“加缪给我的礼物是他的友谊”，这位与战后巴黎意识形态气氛相左的知识分子，曾是少数几位向米沃什施以援手的作家之一。

　　米沃什所说的“个人生活的巨变”，发生在1951年初。在自我“道德责任”的驱迫下，他决定与自己的母国波兰断交，向法国申请政治避难。米沃什的出走与昆德拉和布罗茨基等人不同，他既没有在自己的国家闯祸，也没有受到来自体制的压迫和审查，事实上他当时的境况还算优裕：享有外交官的特权，收入丰厚，还有继续写诗的自由。“但是，我让我的朋友们失望了，”米沃什说，“我觉得自己潜意识里的动机，可以追溯到遥远过去的某件事。”他说的“某件事”，是指发生在1949年夏天的一幕，使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延续自己的生活。某日凌晨，他刚从一个聚会上出来，突然看到几辆满载犯人的吉普车疾驶而过，士兵们身穿两层军大衣，犯人们则在晨风中冻得直哆嗦。他突然意识到，在政治口号的掩饰下，一道新的冷漠之墙正在树立起来，人成了向某个庞然大物献祭的羔羊。“那时我就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米沃什终于深悟自己的使命所在。对于一个身负历史使命、被道德感追迫的写作者，不可能接受那样的体制，也不可能接受无人性的、匿名的权力的精神控制。“一个刽子手杀人，这毕竟是正常的；而一个诗人（并且是一个大诗人）用诗歌来伴唱时，我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整个价值体系就突然崩溃了。再也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了。一切都变成了问题，可疑，成为分析和怀疑的对象。”（昆德拉语）而冲破罗网，又意味着新的困境，意味着自我消失。为了真实地反映自身所处的严重危机，也为了使自己的精神困境能有所价值，他决定将这一切写出来，他希望以此写出斯大林主义在他的祖国统治的真相——这就是《被禁锢的头脑》一书的由来。

　　切斯瓦夫·米沃什

　　波兰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史家。1911年出生于波兰第一共和国的立陶宛。“二战”期间在华沙从事地下反法西斯活动。“二战”后在波兰外交部供职，曾在波兰驻美国及法国使馆任文化专员和一等秘书。1950年护照被吊销，后选择了政治流亡的道路。先在法国获得居留权。1960年应邀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授，1961年起定居美国。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2004年8月在波兰克拉科夫逝世，享年93岁。

　　《被禁锢的头脑》

　　切斯瓦夫·米沃什 著

　　乌兰 易丽君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版

　　该书是198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什写于1950年代初的经典作品，对于“二战”前后波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人的处境做了精彩的描述与反省。米沃什的许多真知灼见放到现今的语境下，其阐释力度依然强劲，甚至更富潜力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