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季自传"我的生平"：三分之一内容是"反胡适"

　　让胡适“暴得大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推崇者好评如潮，但批评者也渐次涌现。出版伊始，章太炎、梁启超等前辈学者已有一些批评，但为批评此书再写一部十万字的“批判书”，恐怕还是有点匪夷所思的——须知《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总字数也不过十余万字。

　　这部与胡适大著旗鼓相当的“批判书”的作者，甚至于还将这部书纳入到他的自传体系之中，在其30余万字的自传中，竟占到了三分之一的份额。看来，这位作者是将“反胡适”作为终生志业的；更有意思的是，胡适自传《四十自述》的“自序”部分，也提到过这位作者，他的名字叫李季。

　　李季在1922年留学德国入法兰克福大学经济系，1924年转入苏联东方大学，1925年归国任上海大学经济学教授，社会学系系主任，1927年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社会学教授。

　　在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之际，李季与胡适就有过相当交往。李季当时正在翻译(英)柯卡普《社会主义史》，他在该书自序中就提到，在译书过程中“蒙蔡孑民先生代译好些德法文书报名，胡适之先生指示疑难之处，张申府先生改正各专名词的译音”。

　　1931年11月，李季的自传《我的生平》完稿，于次年1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应当说，《我的生平》一书，是在民国时代不多见的，体系完整、论理清晰、价值观明确的自传。这部自传的问世，比向来倡导传记文学的胡适的《四十自述》还要早，其篇幅还要大，其内容还要丰富；最为重要的是，这部自传的三分之一内容是“反胡适”。

　　“反胡适”

　　《我的生平》第三册全部内容仅第十二章《留德三》。该章叙述作者在德留学期间，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和辩证法的方法，拟完成两部著述。其一，利用法兰克福市立图书馆和工联图书馆搜集资料，为马克思作传。其二，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和辩证法的方法批评胡适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我的生平(第三册)》其余主要内容就是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批判，占到了全部自传三分之一的内容。至于为什么要用如此多的篇幅来“反胡适”，是什么原因使其在自传中如此重要，李季在自传总序中已有明确交待。他写道:

　　同时我又认定侏儒式的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博学多闻和势力最大的巨人，对于思想界发生了许多不良的影响，急应加以严格的批评，这两个巨人就是梁启超与胡适博士。前者是戊戌变法以后玄学思想的民族导师，自辛亥革命以来，逐渐成为过去人物，其影响也逐渐消灭，后者是五四运动以后唯心哲学的中心人物，在现今大多数文哲学教授、“自由思想家”和一部分老成持重的青年中犹有坚固的基础；故我于前者仅以一支游击队对付之，而于后者则聚精会神，施行大包抄的总攻击。我批评胡博士的实验主义约达五万字，批评他的《哲学史大纲》约达十万字(关于这一章已在神州国光社刊布一个单行本，名《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有时且出以一种嬉笑怒骂的态度。这不是我故意与之为难，实因我是一个战士，非采取这种态度，即不能发泄胸中的热情，增加文字的力量，引起读者强烈的注意，并促进他们深刻的认识。况这原是他对于我们的一种“先施之礼”(参看《胡适文选》“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他当然不能怪我没有“退避三舍”，是太不客气罢。这部书最初是一种小说体，可以称为一部小说，其次是一种游记体，可以称为一部游记，又其次是一种辩证法与实验主义的比较观，可以称为一部科学方法论，最后系批评《中国哲学史大纲》，连同评判实验主义的文字，可以称为一部“反胡适”。

　　原来，李季早已认定其价值观体系的论敌，在中国有最重要的两位人物——梁启超与胡适。而梁启超已“逐渐成为过去人物”，当然就要对只比他大一岁的胡适进行“聚精会神，施行大包抄的总攻击”。而这十万字的“总攻击”，竟然还早于其自传就单行出版了，相当于《我的生平》一书的“抽印本”。单行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1930年12月就已由神州国光社出版了，全书共计也恰为262页，除短序略有改订之外，与《我的生平》中的内容并无差别。就这样，李季以单行本先行抽印，《我的生平》再总结陈辞的方式，实施着对胡适的“总攻击”，完成着一部特别的“反胡适”。那么，这部“反胡适”究竟又有哪些特色呢？

　　“大手术”

　　实际上，在单行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于1931年10月再版时，李季又特意补撰了一篇短序，把“胡适热”的现象描画得入木三分，更对这一现象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忧心忡忡。他直截了当地说明了“反胡适”的理由，也说明了这部十万字的书评有何意义。他写道:

　　近十几年来，中国著述界发见一部万人赞赏的“大著作”，即胡适博士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的价值到底怎样，除梁启超一篇几千字的评论外，简直没有人作过有系统的详细的估计。所谓“万人赞赏”，不过像戏院中捧场的朋友们，提起嗓子，一唱百和地叫几声“好，好，好”罢了！中国的所谓学者，尤其是所谓哲学家，对于这样一部风行全国和影响最大的著作，仅止于简单的叫好，而无详尽的批评，这不独对不起一般读者，并且也对不起作者，不独会使一般读者发生盲从的倾向，并且也会使作者发生矜夸的倾向，于是学术因磨砺而愈益进步的现象从此消灭了。……这一章不独对于胡博士的《哲学史》从头至尾，加以解剖，且处处提出我自己的见解，与之对抗。所以这不仅是一种消极的批评，并且还是一种积极的主张，尤其是对于春秋战国诸子的阶级性，都有一种明白的分析，使他们学说的背景显露无余，为中国著作界的创举，可以供全国人士的参考。故特将此章的开端略加修改，目录中的小题重行增订，先与世相见；并希望胡博士和读者不吝指教，共同起来作一番热烈的论战，则中国学术界的前途，也许能因此放一线光明了。

　　接下来，李季意气激昂的，把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学到的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和辩证法的方法，用社会发展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兼以古籍考证的方式，逐章逐条批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据此，形成了一个框架明确、巨细兼顾的批判总纲，以十一个章节的规模，搭建出“反胡适”体系，将胡适推上思想史的“手术台”。

　　剖析胡适思想，剔除时代弊病——李季手持辩证唯物论的“手术刀”，完成了一次看似纯学术批评，实则价值观批判的“大手术”。手术效果如何，似乎“中国病人”们并未太多回应，至今都还少有人论及。但在唐得刚的《胡适杂忆》中称，胡适晚年曾提到“批评我的书，李季写的还比较好。”（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