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2013：碎片化的时代想象(图)

　　转眼又是一年。每位作家在写作之前可能怀着各种整体的设想和宏大的意愿，但回顾这三百多日的阅读，最大的感受却是想象的碎片化。脑中飘拂的是记忆的云朵，我们再也无法通过满地零星的碎片拼贴出一个时代的整体图景，这就是文学的真实之处。

　　长篇小说：

　　老作家自我重复，“70后”介入历史

　　2013年，长篇小说在量上依然保持强劲的势头，代表性的有贾平凹的《带灯》、马原的《纠缠》、韩少功的《日夜书》、阎连科的《炸裂志》、林白的《北去来辞》、余华的《第七天》、苏童的《黄雀记》、陈希我的《移民》、须一瓜的《白口罩》、艾伟的《盛夏》、乔叶的《认罪书》、田耳的《天体悬浮》和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等等。

　　长篇小说的境遇在今天无疑是有些尴尬的：一方面小说家们乐此不疲，觉得不写长篇愧对作家身份，编辑们和批评家也对长篇小说有特别的期许，20世纪以来小说的优势地位仍在持续；另一方面是大家其实没有整块的时间阅读长篇，不要说忙于工作的成人，就是在校的中文专业的大学生，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投入长篇，中小学生就更不能指望了。在诗歌沦为自娱自乐之后，随着数字化强劲的传播趋势，小说尤其是长篇也正在坠入自我陶醉的境地。

　　贾平凹、韩少功这一代老作家，无论从艺术形式还是表达内容，都很难再给我们提供真正的新奇。尽管《带灯》比起《秦腔》来说似乎明亮、干净了，“带灯”这样的乡村女干部形象的确该受到文学的青睐，但年轻读者已难于接受贾平凹的叙事节奏，书中提到的一些乡村经验比之于新闻报道并没有多大的超越性，而贾平凹的传统士大夫趣味在今天既让人迷恋也叫人不得不警惕。韩少功的《日夜书》中“知青”已退为叙事帷幕，但作家仍在一定程度上重复着他的知青经验。韩少功自出道以来就被认为是一位思想性的作家，这顶沉重的思想帽子大风吹不掉，成为他写作的桎梏。他的写作过于倚重左脑，而心房却被裹紧，不能在作品中袒露自己的内心，因而没有塑造出亲切可感的人物。林白的《北去来辞》在个人经验书写的基础上有所扩大，向“复调”靠拢，她的写作路径显示了一个以自我为圆心的女作家在不断破茧而出的努力，强烈的抒情意味沿着叙述辐射开来。这一代人擅长处理历史经验，即便是日常生活也会因视点拉开距离而被历史化。回过头来看，他们的历史经验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其成长经验，叙事焦点依然在他们出发的地方。

　　“50后”普遍勤奋、高产，弊端是对时代的大踏步向前不管不顾。他们沉浸在叙事的幻境，不厌其烦地自我重复！这是老一代作家与年轻读者造成隔膜的根本原因。精神也可能随身体一起衰老，坠入日常生活的漩涡之中——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对余华来说，死亡就像一个木桩，他就是那匹围着木桩旋转的老马。从《现实一种》开始，余华的视角就盯着家庭的内部：暴力、血腥是从无意识开始的，在家庭的每个角落流淌。余华笔下的“家”当然不同于巴金等现代作家们革命叙事中的家。巴金、曹禺的“家”是宗法制的罪恶渊薮，是年轻人要反对、离开的地方；而余华的“家”失去了这种整体反抗价值，只是一个符号，大家因为血缘或伦理而居住在一起，这个家与国毫无关联，甚至也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父亲这个形象，存在一个由权力向爱和温暖变化的轨迹，尤其是那些养父。《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后来用卖血的方式修复了与养子一乐的关系；《第七天》的核心情节是叙事者“我”在冥界中寻找养父，寻找与回忆穿插安排在时间的纵轴上，其他人的情节则被安排在空间的横轴上展开。“新闻串串烧”的诟病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这类新闻事件缺乏直接的、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更重要的是未能与主要情节发生有机联系，这些只是纯粹的事件罗列而不是叙述者对生活的反映。新世纪以来，余华执着地寻求一种打破由他的小长篇创立起来的线性叙事结构，他试图广延叙事空间，让当下生活与历史交集，增添叙述的丰富性和主动性。尽管这种追求在《兄弟》和《第七天》中没能达到预期目标，但这种自我扩张的努力和不屈不挠的挣扎，使我依然对他抱着期待。

　　苏童的《黄雀记》围绕一桩强奸案叙述“昔日顽童”被此案改写的命运，故事仍然发生在香椿树街，但物是人非，保润、小白和柳生都被这桩强奸案改变了。从这个标题已显示了苏童的写作重心在于营造宿命感，每个人以不同的途径抵达自身的命运。但我以为一个长篇光有宿命感是不够的，更正一下，宿命感不能单独成为文学写作的目标(苏童的短篇《她的名字》同样致力于此)。苍茫的宿命感必须与深邃的历史感和鲜活的当下生活结合，人物的主体性才能确立，人物形象才能丰盈而亲切。疯人院中那段金钱和权力的博弈很有当下感，最终老人拔出了别在腰间的枪，这是一把权力的枪，也是一把历史的枪！多么有意味的细节，可惜被作者顺手又放下了。《黄雀记》中才华横溢的苏童没能给我们提供更丰富、更有力道的精神会餐，南方的阴暗、潮湿让他沉溺在童年记忆中难以自拔。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梦魇恐怕是马原的“纠缠”，就像这本书的封面一样，是一场难以摆脱的惊悚。生硬植入大段与遗产继承法相关的条例，不是增加陌生感的方法，没有人渴望在阅读小说中获得百度的功能。像马原这样的作家最好的方式是直接进入文学史，躺在先锋小说的摇篮里。这不是一个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题材问题，也不是人物塑造、故事性等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关乎一个作家的生命境界的重大问题。一位剑走偏锋的先锋作家如果不能有与之并驾齐驱的思想资源，很快就会让我们听到奇葩枯萎的声音。我以为只有那些与心灵自由相关的“纠缠”才值得大书特书，而其他细枝末节的都是些无谓的纠缠。

　　乔叶的《认罪书》显示了“70后”对“文革”的“介入”叙述，这种介入是后置的、想象的。想象是一种与经验互相依存的事物，哪怕是神话传说、鬼怪志异，总能曲径通幽地找到经验的源头。过去的历史如何源源不绝地融入到今天的精神之流，传统的现存性何在？乔叶通过如洋葱般纷繁复杂的多层次叙事抵达历史的核心：人人有罪的真相。故事光怪迷离，过多的巧合让读者在人物关系网中迷失，某种程度上削减了叙事的力量。田耳的《天体悬浮》依然执着于侦探题材，不同的是故事在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内部展开，垄断凶宅和色情交易的就是知法懂法的执法人员！田耳的佴城不再是个诗意的世界，它臣服于强权意志的丛林法则。“黑夜观星”是个反都市的意象，让人重新回到广大的自然中去，重建渺小个体与浩瀚星空的精神联系。天体的悬浮是由人心观照所得，它借助于高科技，但最终映射出来的是我们的心象。

　　中短篇小说：

　　契合时代节奏，窥探当下痛点

　　中短篇契合时代的快节奏，能够在限定的篇幅里辨认当下的指痕，在冷静的书写中灌注热情，让文学超越廉价的安慰剂，谛听这个时代内部的喜怒哀乐。

　　方方的《涂志强的个人悲伤》这个标题很有意味，让我想起《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淡淡的反讽气味弥漫开来。方方用相对客观的叙事态度，对涂志强自强不息的一生娓娓道来，她甚至没有蓄意去涂抹这种悲伤。叙述让涂志强“进城”过程中碰到了诸多好人，给字里行间送来缕缕暖意。但他们临别赠言无一例外地是让他当大官，这是否也蕴含着官本位时代的底层想象？这是一个21世纪新型的“进城”故事。20世纪文学书写的是农民进城，比如《骆驼祥子》、《人生》、《陈奂生上城》、《到城里去》……他们是徒手空拳地进城，失败是难免的。不同的是涂志强怀揣大学文凭，短短几十年过去，“天之骄子”的称号不翼而飞，知识本身贬值了。文凭没能帮助涂志强当上官，甚至不能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在城市的处境不过重复了他家在乡村的境遇。涂志强的个人悲伤因此具有了时代性。我们曾经信奉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过去了，“知识”这一唯一让底层进入社会中层的通道被堵塞了。涂志强一路上碰到的人都曾给过他帮助、给过他温暖同时也有小小的嘲讽和微不足道的伤害，但没有人能帮他搬掉人生道路上最根本的绊脚石——身份以及与之相伴的贫困。涂志强来不及悲伤、来不及感慨就与他的必然命运相逢。他的故事显示了社会最根本的“断裂”——这是不以个人意志、善良愿望和努力奋斗为转移的“断裂”，是知识也无法修复的断裂，是彻底的、不可逆转的断裂。所以，他的个人奋斗和悲伤显得尤其惊心，具有深刻的当下性。陈启文的《回南天》(《花城》2013年第4期)、徐则臣的《六耳猕猴》(《花城》2013年第3期)和《看不见的城市》(《北京文学》2013年第10期)也是“进城”叙事，只要我们的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进城”就仍将盘踞文学的半壁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