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新年梦想”是什么？ 内容五花八门(图)(6)

　　“大同中国梦”

　　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柳亚子是最早给《东方杂志》编辑部寄来“征梦稿”的，他所描绘的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个“社会主义大同世界，一切平等、一切自由，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个梦想让人联想起共产主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梦想着“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梦想“永远做太平盛世的国民”。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

　　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姜解生的梦想为“全国人民都住在庄严伟大的公共住宅，他们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时或六小时。等到全国的电钟放出了上工的声号，他们已一秒钟不差地到达各人群底工作地点。”铁道部一科长吴嵩庆所梦的是“废除军备，国界，种族而臻于大同。”女作家谢冰莹的梦想是建立“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著名作家郁达夫梦想中的“乌托邦”是“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的”。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的梦想是：“有一个共劳共享的平等社会。”《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先生的梦想是：“希望未来的中国人人有饭吃，个个有工做；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开明书店编辑索非的乌托邦是“走上‘无治’之路”，是“平等”、“自由”、“博爱”。光华书局编辑顾凤城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个大同社会。”

　　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得最为明白：“我理想中的未来中国是须合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一段事实的。”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向往“没有阶级，不分彼此”的未来中国。上海法学院教授朱隐青梦想着“无阶级专政的共产社会。”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梦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吃饭不是各办各的，而是持票赴农村公共食堂去吃。”

　　大阪商科大学周伯棣的第一个梦想是：“个人以研究经济问题为职志，不偏不党，以‘学究’的立场研究实际的经济问题，研究有得，忠实地揭示给民众。”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授韦丛芜“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员，都是股东，军事、政治、教育均附属于其下，形成一个经济单位，向着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标走去。”

　　读者伊罗生称“将来的世界是无国界的大同世界”。读者何法的“白日梦”之二是“新式‘洪秀全’复活，率领了新‘太平军’‘天朝’的历史一页一页地翻开”。之三是“大家熙熙攘攘，大同世界”，没什么国界。中华书局编辑周宪文说得更细：“那里没有法律，也没有军警，可是国民从无争执，国里没有货币，没有工资，可是国民都很勤力。”

　　在这些理想的梦中，有些是能实现的，有些是脱离实际甚至是根本实现不了的。

　　“社会主义新中国梦”

　　这类梦想虽然不占多数，却反映了一种进步的思潮。与后来中国社会发展比较贴近的是燕京大学郑振铎教授的梦想：“我们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个人为群众而生存，群众为个人而生存。”这一梦想虽然在民国时期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数却真的变成了现实。

　　新闻记者楼适夷的梦想是：“未来的中国，将是新锐青年的中国，不是昏庸老朽的中国；将是勤劳大众的中国，不是剥削阶级的中国；将是中华民族自主的中国，不是帝国主义者奴役的中国；笼罩目前的一切屠杀、榨取、欺骗……的阴霾，将以和平、劳动、信爱……的光明来代替。

　　裕丰纱厂老板毕云程和银行家俞寰澄则希望在梦中出现“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上海银行张水淇的“梦想”如同匕首、投枪，他梦想未来的中国“……没有靠了枪杆压迫无武装的人民贡其膏血的英雄……政治之设施决之于国民的公意，公意一决，个人不拿阴谋诡计来破坏”。

　　读者张宝星充满激情的梦想是：“我梦想做一位革命的战士。或者是革命阵营里的一位走卒，跟随在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之后……为实现未来中国的梦而争斗。”这种公开表白，引起国民政府当局的注意。这类提出“社会主义新中国”之类的梦想，在当时被国民党称为“共党赤化言论”的梦想，也成为“新年征梦”活动被当局否定、“征梦”发起人胡愈之受排挤打压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实讽刺梦”

　　在这些“征梦稿”中，漫画家丰子恺的梦是最实在又有趣的。他用漫画家的思维与漫画的表现手法，除了一幅用在封面上的漫画外，又专门描绘了《母亲的梦》《黄包车夫的梦》《建筑家之梦》《教师之梦》《投稿者的梦》等多幅看似生动有趣、实是让人心酸的漫画：如《母亲的梦》是母亲用一根吹管向孩子的肚脐里吹气，梦想把孩子吹成一个胖小子。《黄包车夫的梦》则是黄包车夫希望自己能再长出两条腿来，跑得更快能多拉客人。

　　《建筑家之梦》则是一个建筑家蹲在一片地上，像栽树一样把一座座高楼在地上“栽”起来。

　　《教师之梦》是一个戴着眼镜的老教师，手握一个注射器，把文化知识直接注射进学生的身上。

　　《投稿者的梦》则是一个写稿者坐在写字台前，希望自己一个人变成3个人在思考和写作，投出更多的稿件。这些漫画算是反映了这些社会底层人民的梦想。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梦想比较单一和现实，却显得有些另类和有趣，在当时要实现难度也不小，他希望：“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无梦之梦”

　　这类梦要么对国民政府提出了严厉批评，要么就放在心中不说。其中北大李宗武教授一口气就写下“十个希望”：希望“中国的军人不要只能内战，不能抗外”；“军事当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御侮”；“学者们不要相率勾结军阀，联络要人”；新闻记者“不要成为御用的宣传者”；“中国民众能监督政府，使政府不为少数军阀所私”等。

　　上海市政府参议武育干的梦想是：“那时的中华民国是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民’国，不是实际上的什么‘军’国，‘匪’国，‘官’国，‘×’国。”民国元勋、实业家冯自由做了一个“好梦”、两个“恶梦”，他说：“在这政治败坏国势危殆生产衰落社会不安的今日，凡属稍有思想的人们，难免胡思乱想，做出种种的怪梦。”

　　著名作家茅盾在“征梦稿”中写道：“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小说家巴金说：“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中……只能够使我做噩梦……那一切所谓中国的古旧文化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看不见中国的未来，有一个时期使我甚至相信中国是没有未来的……”作家林语堂则以“我不做梦”的口吻对现实作了一番并不“幽默”的批判。小说家老舍说：“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在梦里也不常见着玫瑰色的国家。”专门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家俞平伯则出人意料地回答：“我没有梦想”。

　　“征梦行动”中途停刊

　　尽管这些“梦”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无论是“甜梦”还是“苦梦”，“好梦”还是“恶梦”，“吉梦”还是“噩梦”，“奇梦”还是“妖梦”，“夜梦”还是“白日梦”，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多数人都说出了心中的一些希望和不满，一度活跃了中国的政治思想气氛，这是“征梦”活动的积极意义。

　　当然，也有一些人对“征梦”持一种观望甚至是拒绝的态度。一向以口诛笔伐享誉文坛的鲁迅，却显得异常的清醒和冷静，他显然意识到《东方杂志》胡愈之等文友“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的初衷，但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鲁迅已感到这种“说梦”的危险后果了，在他看到《东方杂志》刚出版的“新年征梦”大特刊后，便撰写了《听说梦》杂文在《申报》上发表，他把这些“梦”概括为两点：“首先，是谁也觉得生活的不安定。其次，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

　　果然如鲁迅所说，这一在举国沉闷时期让人活跃思想、说出心中梦的“征梦行动”，因《新年的梦想》中发表了许多不满国民党的梦想，让当局受不了啦，便向新任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施以高压，王云五从生意出发便要胡愈之停刊《新年的梦想》，但他不改初衷，最后双方取消了编务合同。

　　到1933年3月16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30卷第4号，胡愈之一共主编了9期，前后只有5个月时间。他因《新年的梦想》批评国民党而离开《东方杂志》，但却体现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对光明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