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全国古籍普查：11375部新晋国家珍贵古籍(图)

西藏阿里寺庙内条件简陋，只能席地普查。

　　西藏那曲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普查员与收藏者相约在一座山上相会，就地铺开毡子开始了普查。

　　悠悠中华，五千年悠久历史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籍，承载光辉灿烂的思想。可身为这文明的继承者，当今人们却很难说清先辈为我们留下了多少典籍。2007年启动、2012年全面展开、2014年开始收官的新中国最全面一次古籍普查，力图回答历史留给我们的问题。

　　问典

　　古代典籍留下多少？

　　“我们一以贯之为浩如烟海”

　　2011年9月23日，一项被誉为医学界诺贝尔奖的拉斯克奖在美国颁奖。这一年，它的得主是发现了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的中国学者屠呦呦。令全世界感到新奇的是，屠呦呦获奖后介绍，在她的实验研究经历多次失败陷入困境时，是一部中医古籍《肘后备急方》中的一段话“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启发了她，使她改变了药物的提取方法，采用低温提取，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难题。一部1600年前东晋时期的医学古籍，帮助今天的人们解决了医学难题，承载了中华文明的古籍再次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文化的一脉相承也使中国拥有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典籍。就在不久前闭幕的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特展上，仅参展的110余部古籍就令参观者叹为观止，沉醉于中华文明的丰富样貌。甲骨、简帛、金石旧拓、古代舆图，古代典籍的载体非常丰富，它们又承载了宗教、哲学、文学、科技、经济、政治、军事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如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郭嵩焘所著《[光绪]湘阴县志》稿本，经曾国藩批校，弥足珍贵；著名文学家蒲松龄的《鹤轩笔札》，收录了其南游宝应、高邮时担任孙蕙幕僚期间的稀见稿本，展示出少为人知的经历和思想。中国书籍史专家钱存训曾在著作《书与竹帛》中讲到，我国16世纪以前书籍的数量，超过此前世界其他国家书籍的总和。

　　然而，经过岁月荡涤，历经自然灾害和战争等人为灾祸，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古代典籍到底还存世多少，它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如何，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大量古籍没有清点和编目，而私藏古籍、寺庙收藏的古籍以及流散海外的古籍更是数目模糊，我们一以贯之为浩如烟海。”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曾这样形容。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记得，自己上世纪80年代还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学习时，不同的学界前辈给出的答案就相差整整一倍。“有的先生估计留存在世的中华古籍有七八万种，也有先生说是十五六万种。”张志清说，那时候，老一辈学者常常提到摸清存世的中华典籍家底是他们的心愿，也常常寄语他这一代学人，说要是他们能把古籍存世的情况弄清楚，就完成了一个历史任务。

　　古籍第一次迎来人们“检阅”是在“文革”后期，当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要摸清善本家底。善本，是古籍中在学术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各方面俱优的珍品，这次普查的重点自然集中在清乾隆以前，尤其是明代以前的古籍。历经20年，对古籍的第一次“检阅”得来一套《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收录781家收藏单位约6万种善本。不过，由于缺少扫描和照相设备，当时清点的善本古籍并未留下书影。登记查点时遇有古籍基本信息的疑问时，也缺少条件做专家集体会诊。

　　直到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成为我国政府首次颁布的关于古籍保护的文件，由此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一次更加全面的古籍普查登记。这一次，凡是1912年之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的，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都纳入普查范围。

　　寻典

　　500名普查员挑战地大物博“熟练工一天只能查五六种”

　　“请问，哪一行是书名？”普查一开始，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把人难住了。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南方一家县级图书馆的普查员，他介绍，在县级图书馆里，很少有学习历史、古汉语或文献学等古籍相关专业的馆员，普查古籍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2007年的统计，在古籍普查开始之初，全国各级图书馆中的专职古籍保护人员不足100人，有古籍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员不足500人。而他们要面对的是当时所知的890多家收藏有古籍的单位。

　　一把尺子、一部相机、一台扫描仪和几本工具书，这就是古籍普查所需要的工具。工具倒不多，可要真的查清楚，又不那么简单。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最初制定的普查表格长达16页，共50多项，细看这些项目，古籍的开本尺寸、版式、行款、钤印、装帧形式，每一篇序和跋的核心信息，以及哪一页有破损，破损是酸化还是虫蛀，又破损到了什么程度，均要一一记录在案。此普查表可以详细呈现出一册古籍的文物属性、艺术属性和文献属性。可这么多专业的普查项目让很多缺少专业人才的图书馆束手无策，各级古籍保护中心只得手把手培训人才。

　　“就算是熟练工，一般一天也只能普查登记五六种古籍。”北京古籍保护中心一位普查员介绍，其中最令新老普查员头疼的就是判定 “版本”。原来，中国古籍有个特点，通常没有现在图书的版权页。本来，古代刻印典籍一般会在卷首有“牌记”，会记录刻印的时间等基本信息，但在流传过程中有的遗失了，有的则是被书商故意拿掉，模糊图书的年代信息以谋利，让后世之人难以为古籍断代。要想断得清楚古籍的年代，不仅要有深厚的古文功底，能通读古籍的序和跋，从中找到有用的年代和人物信息，还得熟悉历史上各个年代典籍的通行尺寸、行款和装帧风格，甚至对各年代的纸张特点、用墨特点都非常熟悉，才不会张冠李戴，而这绝非一日之功。曾有一家基层图书馆，由于普查员实在断不出古籍的年代，就干脆统一“判定”为宋刻本，令人啼笑皆非。直到2012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普查表格简化为6项必填和7项选填，降低了所填信息的难度，才使古籍普查得以全面展开。

　　中国国土面积之大使得古籍分布异常广泛，其在偏远地区的分布之多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仅靠全国不足500位具有相关知识背景的人才，把这些偏远地区的古籍一一找到看上一眼，并非易事。

　　4年多过去了，西藏阿里地区在少数民族地区中第一个完成了古籍普查登记。几十位普查员全部放下日常工作，一年中跋山涉水足足6个月，出车83次，行程1万余公里，才将75个收藏单位和20户收藏家庭跑遍。阿里收藏有古籍的单位多为寺庙，光是札达县就有39座寺庙和拉康(藏语，佛殿)收藏有古籍，占阿里地区收藏单位的半数以上。可这些寺庙大多位于人烟稀少的僻静之所，因为缺少人手，札达县文体局局长洛丹只能亲自上阵。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他和普查员们有时晚上就睡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遗弃民房里。这种遗弃的民房根本没有屋顶，所谓“房”也只剩四周一圈半人高的石头墙而已，“房”内则是空地一块，大家把随身带来的行李、睡袋铺在地上，和衣而卧凑合一晚。有的地方实在太远，还得普查员与当地共同约定一个山头，双方都赶到那里汇合，然后便在草地上铺块毡子清点、普查起来。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援藏干部萨仁高娃，也亲历了一次跋山涉水的古籍普查。日喀则地区吉隆县贡当乡汝村海拔近4000米，上世纪70年代，村里人从这里的地下挖出了先辈藏于此的260函古籍，然后便将古籍安置在一间土坯房里。这些记录了藏传佛教噶举派蔡巴噶举分支经文的宝贝静静地躺在土坯房里约40年后，才在第四次古籍普查中被人提起，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去年6月，萨仁高娃和西藏自治区图书馆、日喀则地区文化局的同事们组成了一支7人小分队前去探看。汝村不通手机信号，也不通公路，几乎与世隔绝，车子开到距离村庄最近的一座山上便找不到路了。来接应的汝村人牵着十几匹马，把普查需要的仪器，留宿当地需要的睡袋、锅碗瓢盆，甚至圆白菜等口粮都驮在马背上，而所有人则要冒雨翻过这座山。“山上几乎没有路，就是在碎石当中走，走了三个小时。”萨仁高娃说，可这还没完，下山后还没歇几分钟，又得爬上对面的山，继续行进了一个半小时才来到汝村。听说有人来整理这些古籍，全村人都来帮着搬运，那份热切和虔诚让普查员们片刻不敢耽误。50平方米的村委会就成了小分队的办公室、食堂兼宿舍，大家几乎不出屋子，从早到晚埋头整理古籍，忙活了10天才全部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