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音乐产生于人类狂放不羁的本性

　　革命的本质是富于音乐性的

　　法国大革命时期关于国民教育的一份报告中提出：“音乐征服了精神，它使人类的感情沸腾，它使各种不同的声音彼此协调，并使难以数计的各种意志趋于一致。”

　　莫里哀借他笔下的老师的话说：“没有了音乐，国家无法生存。”雅纳切克也讲过：“民歌是一个整体……民歌用一种精神、一种幸福观拯救思想，将一个民族、各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结合到一起。”

　　这些话，都解释了音乐对政治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正像阿达利(法国经济学家，曾任密特朗总统的特别顾问，其《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是音乐社会学方面的知名著作)所揭示的那样：“因为音乐探究一个既定符码中所有的可能性，而且远比有形现实所能做到的更快。它让人听见那将逐渐呈现于人眼前的新世界——一个必然而且规范事物秩序的新世界；它不仅是事物的意象，也是日常生活的超越、未来的先驱者。就因如此，音乐家——即使是被官方认可的——也是有危险性、骚动性以及颠覆性的。也因为这样，人是不可能将音乐家的历史与压制和监视的历史分割的。”

　　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也体现在具体的音乐实践中：古希腊时，亚里士多德甚至把调式与国家政体相对应，比如多利亚副调与严厉的寡头政体相适，弗里季亚副调跟平民政体契合；到了20世纪，还有斯克里亚宾相信只有通过他的艺术才能最终拯救世界，在他那里，音乐已同政治无异。

　　美国史学家毕灵顿论述到俄罗斯1917年至1918年的革命时提出：“俄国的革命事件具有一种音乐的特质，如果我们照梅西埃的看法，称法国革命是‘纯粹光学性的革命’，那么对于俄国革命，我们可以称之为‘纯粹音乐性的革命’。”所谓“音乐性的革命”，可以进一步从勃洛克(俄罗斯诗人)的解释中得到理解，他说，革命的本质是富于音乐性的，它本身就是使世界性的巨大的不和谐转变为和谐的过程，转变为人类所能接受的、完善的东西。

　　实现了“音乐性”革命的苏联，很快就对音乐进行了革命。

　　就象征意义来说，每一小节音乐都是政治活动

　　音乐家的成就乃至生命，因此而受到政治的左右。

　　勋伯格(美籍奥地利作曲家)竭力想和政治保持距离，但政治绝不让那种距离存在，他最后只有去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美国避难；贝尔格(奥地利作曲家)因为反对奥地利倒向独裁主义，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奥地利政府宣布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奥地利作曲家”，并暗中封杀他的音乐，他至死都为此感到悲哀；只作了31首作品的韦伯恩(奥地利作曲家)1945年冤死在美军哨兵的枪下——那是德国投降

　　1826年，奥地利诗人、剧作家格里尔帕策为音乐这种妙不可言的特性写过一首很有意味的诗——《献给音乐》：

　　音乐，我首先赞美你。

　　你交上了最好的运气，

　　在艺术的三姐妹中

　　你是最自由的宠儿。

　　因为文字容易被抓住，

　　造型也显得外露；

　　在镣铐和棍棒之下，

　　艺术尝到了人的威力。

　　但是你只说高级的语言，

　　密探之辈无从通晓；

　　你像天使一样，

　　不可捉摸地通过他们的障碍。

　　所以我首先赞美你，

　　在这恐怖的苦难时代；

　　是谁给了你机缘，

　　使你交上了最好的运气！

　　不久，韦伯恩住在萨尔茨堡附近的小镇，当时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一天晚上，他在屋外散步、抽烟，被美军哨兵发现，彼此语言不通又造成障碍和误会，结果，哨兵一枪结束了这位以高度浓缩格言式的音乐语言著称的作曲家的性命。

　　有些音乐家被迫讲政治，其历史表现总会被后来者兴师问罪：科达伊(匈牙利作曲家)19l9年被左翼的卡洛伊政府任命为李斯特音乐学院代理院长，曾在学院里允许将《国际歌》改编为管弦乐曲，并让红军征召学生入伍。同年夏天，新上台右翼的霍提政权就对他展开了清算，科达伊被降为一般教员。他只有这样若即若离地辩解：“我从不涉足任何政治活动。不过就象征意义来说，我所记录的每一小节音乐、每一段民谣旋律都是政治活动。在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爱国的表现；是脚踏实地在做事的政治活动，而不是空谈口号。”

　　音乐是审查不出来的

　　“艺术产生于人类狂放不羁的那部分本性，在艺术家和官僚之间永远存在深刻的对抗。”伯特兰·罗素的话是对的。作为最抽象的艺术、最高级的艺术，那种“对抗”也是最深刻的。一方面，音乐能够表达最剧烈的反抗，而另一方面，它又能很好地掩蔽这种表达，因为面对强暴势力的诘问，它有不承认的条件，可以学“狡兔三窟”。

　　没有白纸黑字，没有政治漫画，音乐有的只是固定的乐谱和永远不固定的声音。但它可能比言之凿凿的檄文更具挑战性，比造型逼真的图画更具威胁性。围绕贝多芬音乐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一个不错的例证。肖斯塔科维奇说“贝多芬的第三号(交响曲)让人发现挣扎的快乐”，贝多芬“希望能把新的理念带给大众，鼓动他们反抗统治者”。据说，奥地利皇帝也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感到了“一些革命性的东西”，一位和贝多芬关系亲密的巴黎宫廷顾问特雷蒙男爵还曾经透露：贝多芬在“皇帝的宫廷中，被认为是一个共和主义者”。

　　尤其重要的优势是，音乐可能比文字、图画更能在时间上延续自己，当那些“反动的”文字、图画早被剿灭之后，对一些音乐的“反动性”可能还没有认识，或还没有充分认识。奥地利诗人、剧作家格里尔帕策就对贝多芬说过：“音乐是审查不出来的。我相信，您在您的许多作品中歌颂了自由……有时候我也想过，如果我用文字表达出贝多芬用音符表达出来的东西，我早就进监狱了。”

　　所以，在全部艺术中，音乐最捉摸不透，也更加让统治者放心不下。因此，“最深刻的对抗”，也是最带戏剧性的对抗、最哭笑不得的对抗。(雷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