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当代作家"乏善可陈" 韩寒有较好人文精神

　　《往事重思量》副标题：杂书过眼录三集 谢泳著 中华书局2013年11月 定价：22.00元

　　谢泳最近很忙。2013年12月18日，他出席了在北京举办的搜狐教育年度盛典，指出中国高等院校重理工轻文史的现状。2013年12月22日冬至日，他在深圳少儿图书馆开讲《当代中国作家的人文精神与现实困境》。勾勒中国作家群像，分析他们面对现实时在个人作为和作品中乏善可陈的状态。2014年1月11日，新年刚过，谢泳又带着他的新书《往事重思量——杂书过眼录三集》在厦门和读者交流，探讨史料搜集背后的故事和创作中的心得领悟。他说：“学术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兴趣，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我自己感觉比较幸福的就是从来不在专业内，以业余为荣，一切都发自内心。40岁后，我绝对不做自己不感兴趣的事。”

　　谢泳，七年前仅有大专学历的他因为学术成绩突出被厦门大学文学院破格聘为教授，从而成为新闻热点事件的主人公。七年过后，他的教学生活和学术研究如何？近日，本报记者电话专访了身在厦门的谢泳。

　　新作不断，旧作再版

　　2007年5月在谢泳的人生中绝对是一个分水岭，他从山西《黄河》文学的副主编南下成为厦门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以专科毕业的学历破格晋升为教授，他的人生转变成为媒体聚焦的新闻事件。谢泳因业余研究“一个人、一本杂志、一所大学”而受到读者关注，产生不小的影响力。他研究储安平、《观察》杂志和西南联大的文章和图书，先后进入公众视线，成为常识，也引发公众的探究热情。

　　有人曾担心进入体制内的谢泳，学术研究会不会受到掣肘？他的学术之路和教学之路能否相长？

　　说起大学教书，谢泳觉得不是比口才好坏，关键是要有东西教给学生。过去傅斯年讲过一个类似的意见，就是说他不相信有人自己没东西，而能教好书。他说自己也有他这样的感觉。前三年他给本科生上课，第四年开始只给硕士研究生上课。在厦大他开过《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这个讲义后来印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还开过《王瑶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之建立》、《胡风研究》，《钱锺书和围城》，《陈寅恪晚年诗》、《中国批判作家运动历史》等选修课。除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是一直开的基础课外，剩下的课，都是不重复的。每年开一门新课，因为重复的课没有热情。据谢泳的学生反映，谢老师的课不仅有料到，醒神醒目，而且他的口才也很好，深受学生欢迎。

　　这几年谢泳新作不断，除了2010年12月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文学法》，2012年谢泳编辑的《独立评论文选》由福建出版社出版，翻看目录就不难发现，其中的文章除了具备文献价值，更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引发了不少读者的激赏！2013年4月出版了《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同年11月，谢泳的《往事重思量——杂书过眼录三集》问世，收录了作者这几年翻阅40多种图书或者油印资料留下的感想。

　　除了新作不断，谢泳的旧作也一再重印。2013年2月，他的旧作《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全新修订出版，增订了约14万字。

　　谢泳认为，个人研究对象能够进入公共领域里，取决于研究者本人对研究对象本身价值和当下现实之间的关系有清晰判断。在《思想利器——中国当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一书的后记中，谢泳重申：“我多年的学术工作均有当下现实感情在其中，我的努力是让历史照亮现实。” 而人们关心历史，其实正是关注现实。

　　说到对中国当代历史研究的方法，谢泳的看法也很简单，他觉得道理古人已讲完，西人也讲完。我辈所能做的只是搜集史料，如此而已。一如傅斯年当年所提倡：“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中国当代作家“乏善可陈”

　　谢泳在深圳的演讲中，提到近十几年来作家在人文精神上的表现，用了“乏善可陈”四个字。

　　他说，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公众对作家身上体现出的人文精神的评价，他个人判断是趋于失望的。所谓作家的人文精神，主要是对作家关注社会的热情和他对现实社会批判的勇气。强调作家的勇气和良知。在中国社会每一次重大的变革当中，几乎看不到作家用自己的作品或言行参与公共事务。近几年来能引起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文学作品，感觉上也不是很明显。

　　过去经常说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作家的人格或者说独立性、自由精神，相对来说都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张扬，作家这个职业的特点是体现为自由职业。中国作家协会的制度形成，在初期得到了一些作家的好感，单位也会给你一些对应的好处，坏处是它要把所有的作家都“养”起来。你成为单位的人，要听单位的指挥，受单位制度条约的约束，同时也要执行单位给你的相应指令。把作家的创造性及有可能展示的空间压缩得非常狭窄。

　　而作家的人文精神只有在自由所对应的那种制度的刚性保证条件下才容易体现出来。开放时代的主要特征就是各种思潮和各种文化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自由传播，在这个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精神气质明显不同。

　　如果没有制度保障，就取决于个人内心的良知和勇气，我们只能在一定层面上要求这个作家有这种追求。如果他没有这种追求，我们也不太便于苛求这个作家。

　　王朔有独立人格

　　现代作家当中最具人文精神的是谁？既非上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中最重要的“右派作家”群体，也不在被主流特别认可的“知青作家”群里，谢泳给出的答案是“二王”：王朔和王小波。他认为王朔和王小波的作品体现出对社会比较敏锐的观察，或者说始终如一保持了批判态度。但这两个人都属于非主流、边缘作家。谢泳认为王朔作品当中体现出对社会生活中那些东西的敏感性，对这个社会和制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在独立人格方面，他在中国的作家里应该是一个带有表率作用的。

　　更年轻的一代作家体现人文精神比较好的是韩寒。谢泳说，韩寒的作品他也看得很少，但是对他的言论比较留意。如果说我们时代中哪些作家有人文精神，哪些作家摆脱了现实困境的，他认为韩寒是一个。韩寒一方面在体制外生存，靠赛车，写文章，不依赖于任何团体。一方面他对这个时代的变化敏感程度和关注程度始终没有减弱。

　　谢泳提醒道，网络时代到来之后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进步当中承担的责任和产生的结果，还是要从正面给予肯定。因为作协制度，所有从事创作的人，如果你想在体制内过得好，或者想从体制内分一杯羹，你期待这些作家身上体现出浓郁的人文气质精神也不容易。被体制束缚是一方面，另外他在体制里面的知识和立场也可能潜移默化地发生一些变化，时间一长，就成为他内心的需求了。今天相当多居于主流地位的作家，他们在做人做事方面，在人格方面，多数不如他们当年的前辈，无论这些前辈是左是右。

　　谢泳，1961年出生于山西榆次，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知识分子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著有《储安平与〈观察〉》、《西南联大与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等。(记者 杨 青)

　　对话谢泳：现在为吃饭的学术太多

　　《文化广场》：你的学术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报告文学起步，后来经过了“一个人、一本期刊、一个大学”，现在你对史料的关注度比较高，为什么？

　　谢泳：我以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史料的地位还没有确定起来。研究者重论述轻史料的学风还没有根本改变。我把学术重心移到这方面来，一是因为自己曾经搜集过史料，有一点积累，二是希望真正的学术研究能经得起时代的检验。我相信有史料的学术不会随时间流逝，而缺乏史料基础的研究，最终要经得住时代考验是相当难的。

　　《文化广场》：你以前收集英语字典，现在开始收集1949年后旧文人的油印诗集，油印诗集是小众边缘的东西，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有什么新发现？

　　谢泳：一般来说，一个时代终结前后都有过渡期，而这个过渡期常常为人忽视。“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的主流是新文学，是白话写作。但旧时代曾经有过旧文学修养的作家学人并没有完全退出，只不过他们的写作不再成为主流。“五四”后那一段还不是完全为文学史遗忘，而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旧文人私刻的油印诗文集相当丰富，这也是当代文学史的重要内容，但因为私印流传不广，人们现在极少提起，我想先用史料方法把这一段弥补起来，让更多人来研究。我可能会先编一个“书目提要”一类的东西出来。

　　《文化广场》：每到年终岁尾，各种各样的年度好书榜单层出不穷，想问一下你个人的2013年年度好书榜榜单上有哪些书？

　　谢泳：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杨奎松的《忍不住的关怀》。

　　《文化广场》：青年学者中你好像比较推崇胡文辉，浙江大学2012年年底出了一套吕大年、高峰枫编辑的青年学者的六合丛书，有胡文辉的《洛城论学集》、高峰枫的《古典的回声》、高山杉的《佛学料简》、张治的《蜗耕集》等，你有看过他们的文章吗？你眼中的优秀学者的标准是什么？你看好的青年学者又有哪些？

　　谢泳：这些书我都看过，我喜欢他们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是真正喜欢学术，学术是他们内心的真实需求。现在为吃饭的学术太多，我们需要更多有趣味，甚至有点游戏味道的学术，因为学术也是智力活动，到高境界时，一定不能少了趣味。而“六合丛书”的作者多数具备这种趣味。(记者 杨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