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文学的历史书写应当追寻真实与本质

　　人民日报文章《文学不能“虚无”历史》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本报专访三位批评家，详述文学如何书写历史——

　　□对于历史的审美态度的改变，是作家对于现实生活认知的一种曲折的反映和投射

　　□文学不仅反映现实生活的现象层面的真实，而且能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当代作家来书写当代史，既很自然，也是责任，更是诱惑与挑战

　　文学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不能缺少历史的维度，而历史的解读也常常需要文学提供诗性的关怀。

　　近年来，用文学来书写和表达历史再度成为一股潮流，出现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优秀作品，一批重要作家、批评家都对呈现历史记忆表现出积极的介入姿态，促进了文学的发展。但是，也有一些令人忧虑和困惑的现象产生，例如嘲弄历史人物，颠覆历史评价，不能理性、客观、真实地表现历史，因而使历史被曲解、被消费。这种趋向不能不引起反思和警醒。

　　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文学不能“虚无”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批评家张江、陈众议、朝戈金、党圣元、陆建德以对话的形式，深入剖析了当下文学领域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文章迅速激起反响，许多普通读者在微博、微信、讨论区等网络平台留言表达意见，不少文学界人士也针对“文学应当如何书写历史、介入历史”这一话题展开广泛讨论。

　　1月 25日，三位著名批评家——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何言宏、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分别接受本报专访。他们各自阐述了对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的理解，并提出，面对新的历史语境和文学现实，有必要认真思考：文学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历史的建构和传承，以怎样的姿态来承担历史的责任与使命。

　　近年来文学出现一股强大的“历史热”……“历史热”背后潜隐的新的历史态度与审美逻辑更值得关注和探讨……当下文学对待历史的审美姿态正是当下社会思潮的一种反映

　　文学和历史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 “远的如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革命历史小说’，近的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新历史主义小说’，还有如唐浩明、二月河等人很有市场的‘历史小说’，这些作品经常会引起热烈讨论，甚至出现很激烈的争论。 ”何言宏说。

　　郜元宝认为，文学和历史的关系问题，并非中国当代文学所特有，属于世界文学范围共通的现象。他说：“‘五四’以来，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界普遍信奉经典现实主义传统所张扬和巩固的一个世界性文学观念，那就是文学应该积极地介入历史书写。 ”

　　近年来，许多中青年作家的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往往和重大历史事件密切关联。郜元宝举例说：“比如莫言的《蛙》、《生死疲劳》，阎连科的 《坚硬如水》、《炸裂志》，贾平凹的《秦腔》和《古炉》，张炜的《我在高原》，刘醒龙的 《圣天门口》，还有韩少功的《日夜书》，王蒙的《这边风景》等等。许多作家从来就没有离开历史，许多作家一度离开历史，不久之后又频频用文学之笔来追问历史，显示出向历史回归的趋势。上述种种现象使得人们对文学和历史的关系这个老问题又产生了新的兴趣。 ”

　　可以说，近年来文学上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历史热”，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张光芒提醒说，“历史热”本身并不能说明多少本质问题，它背后潜隐的新的历史态度与审美逻辑才更值得关注和探讨。他说：“在我看来，当下文学对待历史的审美姿态正是当下社会思潮的一种反映。当我们发现作家笔下的历史越来越缺乏统一性和方向感，越来越失去本质性和厚重感，这不只是对于历史的审美态度的改变，更是作家对于现实生活认知的一种曲折的反映和投射。 ”

　　何言宏认为：“有不同类型的写作、有对待历史的不同方式，而且都能够得到自由表达，这是好事。但作为研究者，应该有所倡导、有所主张，而且应该明确有力地坚持、表达这种倡导和主张，不能失语。 ”

　　因此，当下，有必要把文学在书写历史、介入历史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拿出来讨论，这样做不仅可以发掘文学界的一些内在症结，也可藉以发现一些新的有活力的动向。

　　文学应当有对历史严肃认真的独特思考……文学的历史书写，应该追寻历史的“真实”与“本质”……文学的历史书写，还应该有“超越”性

　　文学应该书写历史、介入历史，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如何书写、如何介入，则需要有所思考、有所辨析。

　　“中国是非常注重‘修史’的国家，中国的历史书写从《尚书》算起，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郜元宝说，这种奇迹般的延续性，首先是中国历史本身的延续性造成的，但中国人注重历史书写，也由此可见一斑。

　　在如此注重历史的国度，文学也同样非常发达，而且和历史并行不悖。郜元宝指出，许多重要文人既是文学家，也是历史学家，许多历史著作本身就是千古传诵的文学名著，比如《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吴越春秋》以及 《史记》、《汉书》等等。尤其是《左传》，一向被视为中国叙事文学的鼻祖，而《史记》则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与此同时，又有所谓“实录”、“诗史”的说法，就是肯定优秀的文学作品完全具有历史著作的功能，甚至可以补史之阙、决史之疑。陈寅恪先生研究杜甫、白居易、元稹、韦庄等人的诗歌时进行“文史互证”，就是基于这种认识而建立起来的一套有效的文史研究方法。

　　在郜元宝看来，历史著作是充分依靠材料和运用理性的叙述，而文学则偏重情感和想象的书写。两者虽然方式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人性、生活、历史的真实。他说：“人们相信文学不仅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现象层面的真实，而且能够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地位往往超过伟大的历史著作，例如托尔斯泰的 《战争与和平》，鲁迅的《呐喊》、《彷徨》等。 ”

　　由此可见，文学应当具有对历史严肃认真的独特思考。何言宏坦言，自己虽然能够忍受，但并不赞成对历史的“戏说”。他认为：“文学的历史书写，还是应该追寻历史的‘真实’与‘本质’。这种理念或许很‘老套’，但这是文学的基本责任。不过，另一方面，文学的历史书写，也应该有‘超越’性，应该用独特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对人性的关切与思考来超越对具体历史的书写，这样，才能避免对历史的简单 ‘反映’。 ”

　　张光芒认为，文学在书写历史的时候，必须担负几方面的责任：“其一，文学应该以个体性的方式进入历史；其二，文学应该以人类性的视野重述历史；其三，文学应该从当代性的高度介入历史。 ”他认为，如果文学书写历史的时候自觉地承担了上述三个层面的责任，那么就可以说，文学真实地和完美地创造了历史。他表示，判断和分析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真正重要的和有意义的工作，是考察文学进入历史时是否坚持了个体性、人类性和当代性。

　　用文学的方式来见证时代非常不容易……当代文学如何书写当代历史，不仅事关文学，也事关中国，事关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实和我们的道路、梦想与未来等重大问题

　　如此多的作家用文学来书写和介入历史，体现出当代文学对历史的关切。这种意识无疑是令人欣喜的，因为它代表了文学的一种承担。但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今天的文学在书写和介入历史的方式方面面临着新的转变和考验。

　　郜元宝认为，文学首先必须要像文学。像文学，而又兼具史书的凝重、踏实、丰富，才是最理想的。他说：“有时候用历史的方式见证一个时代是容易的，但是用文学的方式来见证时代却非常不容易，史书所揭示的事实的深处，需要文学家的激情来激活，来照亮。 ”

　　张光芒希望作家、批评家不仅要从 “历史的天空”来仰望现实主义，还要从“现实的大地”来挖掘现实主义。他提出，当下文学审美面对现实生活时表现出一种无力感，作家们甚至失去了直面人生的锐意进取的责任感，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比如，一些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坛大家擅长历史题材且主要以历史题材写作与读者对话，而鲜有直面现实之作，这时候人们不仅有理由怀疑作家的思想能力，也有理由怀疑其创作的真诚和价值。 ”

　　何言宏非常关注当代文学书写当代历史的问题。他坦言，对当代作家来说，书写当代史，既很自然，也是责任，更是诱惑与挑战。他说：“当代中国几乎每一个重要作家、重要诗人，都涉及过当代史题材。与此相应，对于批评家和研究者来说，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些作品，是一个价值与难度兼而有之的复杂问题。处理好这个问题，不仅事关文学，也事关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实和我们的道路、梦想与未来等重大问题。 ”

　　同时，何言宏还提出，文学也需要具有全球视野。 “在这样的意义上，如何以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关切来重新书写和思考我们的历史，是一个非常重要和迫切的问题。在此方面，我们的作家、我们的批评家，均应该充分自觉！ ”记者/王 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