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内山完造的相遇：鲁迅买十几本书引关注

　　鲁迅与内山完造（1933年夏在上海）

　　内山完造夫妇﹙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鲁迅《赠邬其山》诗手迹

　　魏盛里内山书店内景

　　陆其国

　　老板与文豪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北四川路上有家内山书店，店主是日本人内山完造和井上美喜夫妇。当时内山还是大阪“参天堂”药铺派驻上海代理店的推销员。他俩结婚后，内山平时忙于跑推销，有时一出差就是半年，美喜独自在家闷得慌，他俩商量后，决定开一家书店。书店最初是在北四川路魏盛里169号的小巷里，是一般住宅。读者多是附近正金银行和三菱银行职员。美喜经常根据读者需求进书，收益不错。 1924年他们买下魏盛里临街一处房子；后来又将相邻房子买下扩建，一批批读者更是远悦近来。

　　1927年10月5日，由广州来到上海才两天的鲁迅第一次踏进内山书店。查《鲁迅日记》可知，鲁迅于10月3日到上海，接下来5日、8日、10日、12日均有到内山书店购书的记载，其中12日一天光顾了两次。 5日日记记载：“五日雨……往内山书店买书四种四本、十元二角。 ”原来鲁迅初访内山书店还是雨天。可见鲁迅访书的兴致有多高。

　　鲁迅和内山初次相见颇具戏剧性。当年内山书店的中国店员王宝良曾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描述道：

　　1927年10月的一天，顾客稀少，我与内山夫人坐在那里。这时，有一个人从外边进来了。他身着一件粗布长衫，脚穿一双胶底的白布鞋，鞋的两侧已不那么白了；头发稍长，蓄有一点胡须，嘴里咬着一个竹烟斗。从东侧入口进来的这个人，什么也没说，先是围着书架巡视了一遍，然后开始选书……从其穿着来看，也不像能买得起书的人，因为当时的书每本至少要一二元。但是，这个人一下子挑选了十几本，合计50多元——这个数字已超过内山书店一天的售书额。因此，当时我们开始注意起这个人。

　　这人正是鲁迅。

　　五六天后，那天内山正好也在店内，鲁迅又来买书。美喜认出他后忙悄悄告诉丈夫。鲁迅那天买好书，内山便热情地上前用日语和鲁迅攀谈。鲁迅也用日语回答。鲁迅临离开书店，提出想请老板让人把书送到他在东横路景云里23号的家里。内山边点头边问道：“您贵姓？ ”鲁迅答：“周树人。 ”内山闻声大吃一惊：“您就是鲁迅先生？ ”

　　老板与文豪的生死之交就此开始。

　　鲁迅当时之所以有时间常跑书店与有钱买书，也是事出有因。此时鲁迅自述“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只“想关起门来，专事译著”。几所大学请他去做教授都被他婉拒。因此时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聘请鲁迅为研究院特约著述员，月薪不菲，又不坐班。鲁迅因此得以在著译之余，频访内山书店，因此结识内山完造。这一年鲁迅47岁，内山完造42岁。

　　激励与避凶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结识鲁迅，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内山完造的文化人格。至少使他尽早从一个纯粹的药品推销商及书商向写作人角色转换。内山的写作，显然深受鲁迅影响。还在鲁迅逝世前一年的1935年，内山曾出版《活生生的中国》，此书由鲁迅写序，给了内山很大激励。鲁迅在序中极力向读者推荐这本书，并指出：“日本人是对什么事都喜欢做出结论的民族。老板的 ‘漫谈’中有许多让人感到颇有说服力的观点，但并没有标明为‘某章结论’，而仍然只停留在‘漫谈’形式上。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想，日本与中国之间总有一天是会相互了解的。 ”这本书后来被尤炳圻译成中文，由上海开明书店以《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为书名出版，受到中国读者喜欢。内山因此激动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初次出版作品的喜悦，我的一生就这么结束了我也不觉得遗憾。 ”

　　鲁迅逝世后，内山撰文或宣传鲁迅思想或介绍上海，并自称他所写是“漫文”，也就是随笔。这些“漫文”先在杂志上连载，后于1938年以《上海漫话》为书名出版单行本。以后内山又陆续出版《上海风语》、《上海霖语》、《上海评语》等六本随笔集。诚如日本学者吉田旷二所说，“到这时，内山完造的笔名知名度与日俱增，正在从‘上海的内山书店的老板’转身‘中国随笔的内山完造’。因为老板的作品受欢迎，骤然成为一名流行作家了……”不过内山本人倒很平静，他说，“我是一个小商人，时常写点不登大雅之堂的小文章，闲聊而已。这是我的一个乐趣。我不是文学家……”内山是不是文学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表达中所具有的作为一名写作人的品质。

　　当然，内山也给了鲁迅很重要的帮助。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到内山的细心。相熟以后，鲁迅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内山书店。而还在20年代，内山书店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固定的文化沙龙。那是1926年初，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来到上海，请内山为他介绍一些中国新进作家。内山便向中国文学界发出吁请，欢迎他们前来书店与谷崎交流。之后，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著名文化人的身影便出现在内山书店，与谷崎座谈相叙。内山书店也渐渐成为中国文化人与日本作家之间进行友好交流的平台。其中一个体现两人情谊的细节，就是内山专门为鲁迅准备了一张藤椅，这张椅子背靠入口，鲁迅坐在那里，外面看不清他的脸。因为其时鲁迅正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追踪，内山这样做显见是出于对鲁迅安全的考虑。

　　内山为保护中国进步文化人，经常不顾自身危险。还在鲁迅来上海之前的这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进行清党，内山就让郭沫若藏在书店内避凶，嗣后又助郭逃离上海。而内山帮助鲁迅避险，重要的就有三次。第一次是1930年3月，当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刚成立，鲁迅发表《关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后不久，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向鲁迅发出逮捕令，鲁迅也是躲到内山书店避凶，后又在内山安排下转移到北四川路上的拉摩斯公寓。第二次是1931年初，在左联年轻作家柔石等人被捕时，感到自己同样面临危险的鲁迅又是在内山安排下，转移到由日本人经营的旅馆——花园庄蛰居了一个多月。第三次是上海“一二八”事变后第三天，日本军警以“搜查便衣队”为名搜查鲁迅家。为安全起见，内山让鲁迅携全家紧急到自己的书店避险，2月6日又将他们转移到位于英租界的内山书店分店躲避。鲁迅在这里一直隐居到日中两军停战后的3月中旬。

　　为版画运动播下了良种

　　1930年对于内山书店来说，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这主要鉴于两点：第一，这一年内山书店终于从魏盛里搬迁到北四川路底街面，也就是后来人们从熟悉的标有“内山书店”字样的老照片上所见到的内山书店。这里面积更大，读者进出也更方便。文化沙龙自然不会在这里消失，内山也依然在这里为鲁迅设有专座。内山书店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第二，内山书店新址开张第二年，内山正式向“参天堂”总部辞职，从此彻底告别“参天堂”上海派驻员（推销员）的身份，成为内山书店名副其实的老板，开始全力打造自己书店的文化事业。内山与鲁迅的联系也更密切。连内山书店的年轻日本店员都感受到了鲁迅这位中国文豪给予他们的友善情谊。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应聘到内山书店的儿岛享氏曾回忆，鲁迅喜欢看电影，看电影后到书店，时常会买点心给他们吃。有时还用流利的日语给他们讲述人类需要进行意识革命的重要性。鲁迅曾对他们说，人应该怎样做才能脱离愚昧呢？一个人今天不能与昨天一样，一个人有支撑肉体的精神力量和支撑其精神力量的肉体，两方面需要取得相对平衡。人间本来是没有道路的，道路只能是在许多人走了之后，才从无到有，越走越宽阔的。

　　不仅书店员工，即使是读者，包括日本读者，与鲁迅结下友谊的也不乏其人。日本僧侣杉本即是其中之一。1932年4月，年轻的杉本为复兴因上海“一二八”事变而荒废的高野山别院以及对佛典进行分类与整理而来到上海。当时上海高野山别院在今虹口公园西侧，离内山书店很近，所以爱好文学的杉本常到书店，因此结识鲁迅。60年以后，已是耄耋老人的杉本曾回顾道，尽管事隔多年，“但我仍记着鲁迅先生的两件事。其一是，有一天他站在公共汽车站旁，身穿中国长衫，手提药罐。我见到他后即上前同他打招呼，鲁迅告诉我说：‘儿子（周海婴）正在发烧，我是来买药的。我现在正被蒋介石通缉，不敢随便找中国医生，我想让日本医生须藤先生给诊断一下。 ’其二是，有一天（《鲁迅日记》记载为1932年12月30日），我在共同（公共）租界的杂货店购买了一把竹制的玩具水枪和一个玩具火车头，想把它们送给鲁迅的公子作礼物。这一天鲁迅正在内山书店里面的椅子上坐着。我说：‘这是送给你生病少爷的小礼物。 ’鲁迅接过去后对我开玩笑说：‘你虽然身穿和尚服，还是日本人哪！还是带着枪来的嘛! ’”鲁迅是敏感的，后来通过他人告诉杉本，杉本是心地善良、充满热情的人，是朋友。海婴也非常喜欢那支小水枪。一年后杉本回国时，鲁迅送了一把折扇给他，并在折扇上亲手书写了一首诗，成为杉本的终生珍藏。

　　众所周知，鲁迅对外国新兴版画极其关注，他自己就收集了德国、法国、英国、俄国以及日本（浮士绘）的作品。受鲁迅熏陶和影响，内山对版画也产生了浓厚兴趣。有一天，他向鲁迅提议举办一个版画展览，得到鲁迅支持。于是1930年10月，在内山书店附近的狄思威路（今溧阳路）内山曾经租借作为举办日语夜校教室的地方，举办了展期两天（一说四至五天）的第一次现代版画展，参观者多为中日两国人士，累计不下400人。看到版画在上海如此受欢迎，内山于第二年夏天暑期，把在东京东城学园任美术教师的弟弟内山嘉吉请到上海，后者一些学生创作的版画作品也被送到上海内山书店。这天，当嘉吉正在向哥哥介绍这些版画的创作方法并作示范时，鲁迅来了。于是鲁迅也兴致盎然地边听边看嘉吉的讲解示范。此时鲁迅已不仅想到要举办版画展，还打算普及其创作技术，于是他希望嘉吉能将日本的版画雕刻方法传授给中国美术学校的学生。就这样，当年盛夏，以内山嘉吉为讲师的木板画讲习会在上海开学。讲习会从8月17日至22日举行了6天，参加听讲的学生13人。每次讲习时间为两小时。当时上海气温超过30度，非常闷热。嘉吉后来回忆道，“我讲得很卖力，鲁迅先生也忙得够呛。讲习时，我坐在中间，学员们围坐在周围，鲁迅先生为我们当翻译。鲁迅先生说的话要比我多一倍，也许我的讲解中有很多不充分的地方，鲁迅先生代我向学员做很多补充说明”。这个讲习会是由内山牵线，鲁迅、嘉吉联名主持开展的，它可以说先一步为不久即将在中国大地上兴起的版画运动播下了良种。

　　莫让杂草掩盖他的足迹

　　这年冬天来临的时候，鲁迅赠诗内山，题为《赠邬其山》。诗曰：

　　廿年居上海 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 无聊才读书

　　一阔脸就变 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 南无阿弥陀

　　邬其山即内山完造，邬其为内字的日语读音。高田谆著《鲁迅诗话》解读鲁迅此诗，意谓对内山说，你在上海已经住了20年了，大概每天都能看到中国的种种病态吧。在这个国家，即使有病，也不想求医问药，呆得无聊时，才想起要读点书，而且读书也只是为了要赚钱。一旦有了钱，就立刻原形毕露，草菅人命，为非作歹。忽然有一天不得不辞官下野，隐居闲住，就又装出一副正人君子模样，高唱起南无阿弥陀佛来。据知鲁迅曾向内山表示，诗里主要描写了中国社会中的妖怪形象，并想获得内山帮助，降伏这个妖怪。有人因此理解鲁迅与内山致力于版画运动，即是降伏“中华妖怪”的一个举措。继第一次版画展后，又于1932年秋、1933年夏举办了第二、第三次版画展。尤其是第三次，可谓盛况空前。每次办展，鲁迅都将所有作品标上序号与国名，并作目录集。鲁迅为中国古代版画即将消失的现状深感忧虑，决心不惜代价也要编辑出版保存古版画资料的版画集。1933年鲁迅终于完成《北平笺谱》一部6册约400种的大型版画集。

　　鲁迅一家是于1933年4月11日搬迁至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的，鲁迅在这里不幸结束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创作活动。这次搬迁也得到了内山和美喜的帮助。这里离内山书店只有200米，他出入那里方便了许多。只是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搬迁至这里后，不少情况下的往来，竟然是内山为鲁迅请医就诊。

　　原来1936年1月初，鲁迅突然感到肩头和胸部出现剧痛。于是，《鲁迅日记》1936年1月4日出现了第一次接受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诊断的记载。须藤在北四川路上开设了一家福民医院。须藤也是内山书店的常客。鲁迅请他诊断也顺理成章。当时须藤医生指出鲁迅肺部有病灶，提醒鲁迅要多休息。但鲁迅似乎并没有将此看得太重。况且鲁迅朋友中颇有瞧不上须藤医生的人。但3月鲁迅又开始哮喘。到了5月，竟高烧不退，病情急剧加重。此时，鲁迅听从史沫特莱劝说，接受了当时上海的洋人肺病专家托玛斯·丹的诊断。此后鲁迅似乎要与生命赛跑，一边接受治疗，一边更加勤奋地读书与写作。到了8月，眼看鲁迅的健康每况愈下，有朋友劝鲁迅移地疗养，内山甚至为他订了海景房，但都被鲁迅婉拒。在鲁迅看来，上海才是他战斗的地方。

　　鲁迅病危的消息是18日早上六点左右由许广平告知内山的。这天一早，卧床不起的鲁迅喘着粗气写了张纸条：“老板阁下，很意外，从半夜起又开始哮喘起来……请你给须藤先生打个电话，让他马上来看一下，草草。”字写得有点潦草，让人感觉得到鲁迅写这几个字时正忍着病痛折磨。纸条是许广平送交内山的。后者当即给须藤医生打电话，然后他就急匆匆赶往鲁迅家。当时鲁迅正坐在他那张藤椅上艰难地喘息着，此时似乎他只能吸气，却难以呼气。但他右手指却还夹着烟。内山告诉鲁迅，须藤医生马上就到。鲁迅困难地回了一声“谢谢！ ”

　　须藤很快赶到了。他进屋后，给鲁迅号了脉，劝鲁迅把烟熄掉。然后便给鲁迅打了两针。尽管这一天为抢救鲁迅，不只一位日本医生前来诊治，但鲁迅还是于第二天不幸逝世。而须藤医生给重病中鲁迅的两次注射也深遭后人质疑。鲁迅逝世当天选出了八名治丧委员，内山完造是其中之一。几天后，在万国公墓礼堂各界人士为鲁迅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蔡元培宣布葬礼开始，沈钧儒宣读鲁迅生平，胡愈之致悼词，宋庆龄作悼念演讲，接着就是内山上台讲话。在此不妨就以内山的一段话结束本文：

　　“鲁迅先生是全世界的伟大人物，他给我的印象和影响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讲，他是一个预言家。我感到他的一言一语都像是向着原野发出的豪言壮语。先生的话在我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每当我想起先生的这句话，就仿佛看到他独自沉着地漫步在一望无际的旷野上，一步一步地留下了鲜明的脚印。希望大家莫让杂草掩盖了他的足迹，愿大家能为使他的足迹变成宽阔的大道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