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总”1934年遭破坏 最年长烈士仅26岁(图)

　　躺在银河公墓中的六位“文总”烈士为温盛刚、谭国标、凌伯骥、赖寅倣、郑挺秀、何仁棠。

　　刘斯奋

　　某君若写得一手文章诗词，原也平常；如若兼擅书画，可称才子；倘若还精于治学考证，那就是一个人物了。这样的人物，环视九州大地，如今并不多见。广东刘斯奋，就属于其中一员。

　　在刘斯奋的身上，可以发现其与中国古代文人精神的某种传承和相通。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在他的小说、绘画、书法等方面显现。130万字的《白门柳》长篇，让今人通过对文本的解读，进入到明代末年那宏大的历史场景。

　　放下文笔，刘斯奋拿起画笔，以其个性化十足的人物画立足岭南。他以文人身份及涵养入画，开文人画现代风气之先，此乃刘斯奋画作在岭南占一席之地而又独具一格之故。

　　放下画笔，我们看到刘斯奋心中之笔，那是官笔——刘斯奋真正的身份是官场中人——岭南地区的文艺领军人。在行政部门里，他描摹省文艺工作的发展蓝图；在蓝图之上，他为文艺工作者们创造机会，让他们舒心惬意地在这方岭南水土上写书、画画、歌咏、起舞。

　　左手一支画笔，尽显文人百态；右手一支文笔，雕琢诗词文赋；心中一支官笔，引领岭南艺术发展之路。刘斯奋三管齐下，并行不悖，在其行政、艺术道路上勾画文化人生。

　　广州市银河公墓中有一块刻着“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牺牲六烈士墓”的石碑，长眠此处的正是被反动军阀政府所杀害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简称广州“文总”)的六位领导和骨干成员。

　　1933年春至1934年初，白色恐怖下的广州，广州“文总”组织活动，出版刊物，通过各种方式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宣传爱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主张。它对于团结人民，唤起群众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以及日后党在广州的重建都起到过重要作用。在陈济棠政府的镇压下，广州“文总”组织被破坏，60多人被逮捕，不少成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今年是“文总”六烈士牺牲80周年，他们的光辉事迹已经镌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但就“文总”本身而言，还有不少东西值得厘清和还原。

　　文：记者 卜松竹

　　通讯员 连莎

　　与中共特科单线联系的党员秘密指导“文总”工作

　　原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胡提春曾指出，广州“文总”的建立直接受上海革命文化运动的影响。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捕杀文化界进步人士。为了统一对当时革命文化组织的领导，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在广州也成立了分盟，即广州“文总”。广州“文总”成员最多时达到70多人，外围组织的读书会还有成员200余人。

　　广州“文总”从1933年3月成立，到1934年1、2月间被破坏，活动时间不到一年。许多“文总”和读书会的成员，后来参加了共产党。过去对广州“文总”有不同的说法，它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组织？

　　胡提春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这个问题：

　　首先，暂时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在内部起作用。“文总”成员连贯和六烈士之一的温盛刚都是老党员，均因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逃亡国外，与党失去了联系，但均按照当时党中央公开的政治主张坚持斗争。

　　第二，当时广州市的党组织虽因严重破坏而停止活动，但有几个与中央特科保持单线联系的党员还在秘密活动，如何思敬、陈黄光、潘皮凡等。他们之间不发生横向的组织关系，不参加群众团体，只以公开职业作掩护，完成特殊任务，并分别从各个方面暗中支持、指导广州的革命文化活动。

　　第三，广州“文总”与上海“文总”和所属各联间也有数条渠道保持沟通。

　　因此，“所有这些领导只能是革命群众团体之间的联系，不能理解为中共中央与广州‘文总’直接发生组织领导关系。因为当时上海党组织已经停止活动”。但是，它是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的一个革命群众组织。

　　缺乏秘密工作经验 被反动当局数天内破坏

　　广州“文总”究竟是怎样被破坏的？根据“文总”成员黄韦文的回忆，“文总”曾组织许多活动，在群众中影响很大，但也渐渐受到注意。比如，他们曾经请女师的同学拿刊物送给马路上的报贩，不收费让他们代售，后来被特务发现，导致后来特务对女师学生特别注意。

　　1933年夏，“文总”趁中山大学周年纪念对外开放的机会，铅印了许多刊物，内容全是揭露广东反动当局的文章，向群众派发。后被学校当局发现，“听说邹鲁(当时中大校长、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曾在西南政务委员会上大喊大叫，非要陈济棠查获这些冒名的出版者不可”。

　　1933年冬，反革命的气氛愈加紧张。广州“文总”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何干之回避到台山乡间。1934年1月28日晚，中山大学抗日剧社为了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两周年，在中山大学附小礼堂演出节目。“文总”成员在演出时散发传单。当场被特务抓获的冯玉书叛变，供出了许多“文总”人员及其地址，导致多人被捕，包括温盛刚等六烈士。不过被捕的女同志都通过各种办法被放了出来，黄韦文推测可能与当时社会上重男轻女的观念有关。

　　黄韦文指出，广州“文总”被破坏以及烈士的牺牲，教训惨痛。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组织系统的纵横交错，“互相之间，既有纵的关系，又有横的关系。本来凡是秘密工作，特别是在白色恐怖之下，只适宜于纵的联系，不宜于横的联系。但是由于广州‘文总’的前身主要是由几个公开的文化团体组成，主要负责人免不了互相认识，后来参加的盟员就不可避免相互暴露。并且，该组织的领导人由于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1933年‘文总’成立大会，还采取了全体盟员参加的形式。同年5月在河南郊外茶馆也采取了大部分盟员参加的形式。假如没有这两次露面的机会，‘文总’被破坏时的范围可能小些。”

　　六烈士最年长者

　　仅26岁

　　广州“文总”在唤起群众方面的能力较强，这可以从六烈士的一些事例中看出来。

　　如赖寅倣1932年寒假返回家乡时，曾利用乡绅请戏班来演戏的机会，在演出之前登台讲述“九一八”事变的经过，揭露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拱手把东北三省奉送给日本侵略者，以及压制老百姓起来抗日，不顾国家危难“剿共”等一系列罪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抗日救国。他讲得慷慨激昂，闻者泪下。老士绅赖杜跳出来干预，不让他讲下去，说什么今晚这台戏是用了几百块白银请来的，大家要看戏了。但台下群众纷纷说：听他演讲“好过看戏”，终于让赖寅倣讲完才做戏。

　　又如温盛刚在“九·一八”事变后，在致力于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华学生留日同学会中被推选为秘书，同学会的宣言、文件、标语、口号等都是由他负责起草。不久，他和许多留日学生在神田中学基督教青年会举行了“九一八事变死难同胞追悼会”，并在会上愤怒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发誓要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第二天，温盛刚就遭逮捕，日本最高警察厅指控他犯了所谓“扰乱治安罪”，温盛刚却理直气壮地反驳说：“ 不！先生，我没有犯什么罪，只是做了一个国民应该做的——热爱自己的祖国。你们的政府悍然出兵侵略中国的东北三省，这才是真正的犯罪！”驳得日本警察哑口无言。由于查无证据，三天后不得不把他释放。

　　六烈士牺牲时，年龄最小的凌伯骥还不满20岁，最年长的温盛刚也不过26岁。他们身上折射出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值得今人铭记。(记者 卜松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