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国家历史地图集"：曾为一幅图考察3个月

　　图为《国家历史地图集》之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人口迁移图。本报记者 方非摄

　　《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纂者葛剑雄、高德、李孝聪、邹逸麟（从左至右），翻看新书心情大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红色绒面上印着国徽，搬动这本对开大图甚至有些费事。

　　重重的大书在数百位作者、编者心里有着更重的分量，这部全面反映我国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各方面发展演变的鸿篇巨制，伴随他们三十多个春秋，更有常年的坚守、艰辛和无奈杂糅在其中。

　　两本地图集

　　六十年的沧桑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秘书长高德的办公室，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开本的地图集排列齐整，而最新、开本也最大的正是这部新近发布的《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

　　85岁的高德身上有一股子豪气，但当他一页页地翻动这本300页大书时，却变得小心起来，目光也透着温暖，“这个图，画得太漂亮了！”他时不时会夸赞一番。

　　在高德仔细介绍这本大书之前，他搬出了书架上的一套八册、蓝色封面的地图集，他说，没有被叫做“八本图”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没有这部《国家历史地图集》。“古地理底图，都是以谭其骧主编的‘八本图’为基本资料。”高德说。

　　而两本地图集勾连起的竟是60年的沧桑岁月。

　　早在1954年，毛泽东提议编绘一本历史地图。第二年春天，应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的推荐，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应召到北京，负责改编、修订清末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但由于工程远比预想的要浩繁，1957年初谭其骧回到复旦大学，开始组织班子。

　　为了培养年轻学者，谭其骧还于1960年在复旦大学开办了历史地理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杜瑜回忆说，“当年，我有幸进入到历史地理专业学习。谭先生亲自给我们授课，我们学的东西比历史系的人要多60%至80%。”杜瑜还记得有一门功课的考试，甚至会从早上8点一直延续到下午3点。杜瑜学了整整5年，直到1965年参与《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

　　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邹逸麟的记忆中，当年寒暑假、节假日不休息是常事，编绘工作受到的重视也是前所未有的，“上海的冬天很冷，复旦大学也只有三个地方一定会保证供暖：幼儿园、保健所，再就是我们历史地理研究室。”

　　历经20年，1974年《中国历史地图集》才算完成，首先出的是内部本。此后，谭其骧坚持历史的真实，提出必须修改“文革”中遭到“四人帮”干扰而出现的内部本的错误，才能公开出版。结果直到1988年，该书才宣告对外面世。

　　事实上，就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尚未修订完成之前，谭其骧就已身兼重责。1982年，《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委会成立，谭其骧任总编纂。而编纂国家地图集是周恩来总理1956年亲自主持制定的十二年国家科学发展规划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一，其中普通地图集、自然地图集、农业地图集和经济地图集上世纪90年代已陆续出版，只有历史地图集因难度最大，耗时也最长久。

　　也正因为如此，完成、出版《国家历史地图集》一直是老一代学人的心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委及编辑室主任葛剑雄还清楚记得，“谭其骧先生于1992年8月28日去世，在这之前的一两天，他不停喘气，有时还会流眼泪。我在他耳边说，您放心，大地图的事我们会办好。”这话一说完，谭其骧立刻平静了。

　　为一幅图

　　实地考察三个月

　　《国家历史地图集》分成20个图组，为了使地图中的每一个点、每一条线都有明确出处，学者们不仅依靠历史文献、考古成果，还常年坚持实地考察，坚守、传承着老一代学人的学术作风。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国家历史地图集》城市遗址与布局组副组长李孝聪回忆说，每次画图或与谭其骧先生开会，都与考试无二。谭先生有一次问到《清广州图》的总督府具体在什么地方，因为还未来得及实地考察，李孝聪一时答不上来。“老先生在学术上的严谨，迫使我在画图时，不是完全根据文献往上摞，能跑的地方都要跑，都要去看。”

　　城市遗址与布局组组长、102岁的侯仁之去年底辞世，但他的“侯仁之工作法”，早已一点一滴地浸润在从春秋战国到民国时期的49幅城市地图中。李孝聪说，侯先生要求从今天的地图一步步往前追溯，“不同时代的城市布局地图，首先追溯新中国刚成立时的资料，再看看民国是什么样子，清末又是什么样子，明朝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如此的推演和考古调查，就没有办法复原古代城市的布局。”

　　《南宋平江府城》的作者杜瑜甚至已经记不得，完成这幅图到底花了多少年，但从底图的寻找，到实地考察，再到图稿的编绘完成，早已成为他一生中难忘的故事了。

　　“这幅图要说难画，似乎也不难，因为毕竟有一幅刻在石碑上的《平江图》。”杜瑜所说的《平江图》，是一幅宋代平江府(今苏州市)碑刻城市地图，图碑高270厘米，宽140厘米，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碑刻地图，现存于苏州碑刻博物馆。

　　但问题是，《平江图》于1229年刻绘而成，将七百多年前南宋时的苏州城，完整而准确地表现在今天的苏州地图上，这难度可想而知了。

　　“要绘制一张古今对照的历史地图，选取今天的底图是最基础的工作。为了一张苏州城底图，我就找了好多年。”杜瑜说，经过种种磨难，通过各种审批手续，最后江苏省测绘局同意给予大力支持，特批给他一张万分之一的苏州市最新地图。寻找底图的同时，杜瑜搜集的有关苏州古代文献资料达数百万字，并将《平江图》所有街道的名称一一作了考证、核实，并加以标注。为了降低文献资料的误差，杜瑜用了近三个月时间，几乎跑遍了苏州城里城外所有街巷。

　　杜瑜对苏州的熟络，甚至让苏州城市档案馆馆长吃惊，“从你们档案馆门口出去向东，过了马路对面一条街，就是当年衙城的北门（齐云楼）一条街。从那开始，走上坡，约一百多米就到齐云楼位置，那是一个制高点，相当于北京紫禁城北门位置。”杜瑜说，因当年北宋南迁时，最初一度曾想定都于苏州，所以苏州衙府就带有皇宫性质。

　　为了体现衙城的准确位置，杜瑜采取了步测法。杜瑜测算过，他每一步大约是80厘米，再有就是靠数马路上的电线杆，每个电线杆的间距是30米。而这种步测得到的结果，最终体现在了这幅《南宋平江府城》上。

　　十年

　　一个图组仅获一万元经费

　　让年轻人很难想象的是，几代学人依然坚守的这份事业，其实长期以来资金匮乏。

　　葛剑雄清楚记得，作者们克服重重困难交稿的那一年是1995年。一一收到作者的交稿时，他还签了字。但葛剑雄没想到，接下来的审定、制图、出版等一系列的后续工作却遭到了长期的停滞。“钱”一直是这个图集无法摆脱的痛。

　　葛剑雄陷入回忆。1988年，北京的冬天很寒冷，他和老师谭其骧为了图集来北京开会。当时78岁的谭其骧住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一处简陋的平房里。他1978年就因中风留下后遗症，走路不方便，每天葛剑雄会搀着老师冒着严寒去食堂吃饭。“我记得谭先生有亲戚开车来看他，他的亲戚说，怎么搞的，你也算是科学院院士，怎么住这么个地方。”

　　而在李孝聪的印象中，城市图组10年中得到的经费才一万元，如果一个人花几百元，基本就把当年的经费花没了，所以大家根本不敢用。“现在要是编这类地图集，没有300万元，没人愿意接。”李孝聪感叹道。

　　在经费极其短缺的情况下，一位做传世藏书的文化商人“挺身而出”，号称准备资助这个国家项目。“我记得，我们为此还专门开了会，大家纷纷赞扬他的义举，连侯仁之先生也来了。没想到的是，不久这个人逃跑了。”葛剑雄说，商人投过一些钱，的确为作者们开过一次稿费，“有的地图大，但内容简单；有的地图小，但内容复杂。我根据难度系数，才算出了稿费，大家领稿费时也签了字。”葛剑雄记得，之后，钱就断了顿。

　　邹逸麟则回忆道：“2005年，我曾在第十届全国政协会上提出政府拨款支持《国家历史地图集》的提案。”随后，此提案被民盟中央转到中共中央，当时，图集获得了一笔经费。但邹逸麟说，由于制图的稿子停了十余年，要重新修改，于是又拖延了许多时日。

　　目前，尽管《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已经面世，但他们又在为稿酬发愁。邹逸麟说：“第一册稿酬只付了一小部分，现在虽说出版了，但稿酬仍无着落。”据他介绍，第二册、第三册稿子也已交了十余年，但至今作者未拿到一分钱。而这些作者都已七老八十，有的已经过世。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图集总编纂助理林甘泉说，因为图集第一册由地图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起出版，稿费到底是由两家出版社一起出，还是一家出版社出，现在还不清楚。

　　作者队伍中

　　年轻的已有67岁

　　《国家历史地图集》从一开始，就面临人才短缺的问题，随着学者们不断衰老甚至逝去，这个问题如今变得更加突出。“目前健在的作者中年龄最大的92岁，我是这些人当中年轻的，但也67岁了。”李孝聪说。

　　这群满头白发的老人，在这个后继乏人的事业中，选择的是默默坚守。

　　上班时间拨打高德家的电话，一定找不到他，他的夫人总会说：“他到办公室忙图集的事儿了。每天都这样，忙了几十年了。”高德夫人说，一直想找年轻人接手，但找不到，编图集没有上升的空间，年轻人不愿意来。

　　南京大学教授陈得芝负责秦汉到清代的蒙古高原地区地图，四十多幅图今后将在第二册中面世，但是81岁的他如今已是孤身一人在作战，“我们南京大学曾经有四人参与，我的两位师兄已经过世，另一位身体也不行了。”但是接下来还有数据考证、修订等大量工作要做，“我不知道哪一年会走，我想趁着还在，把我懂的东西教给年轻人。”

　　年轻人难进入这个老人团队，有客观原因，更有现实的困难。

　　如今培养人才的方式和现有的科研体制，其实很难让年轻人能够顺利承担工作。李孝聪直言：“现在都是用同样模子来选拔人才，就是通过考试。这些年轻人虽说先天条件好，学业没有耽误，外语又好，应付考试能力强，但是自主性思考和开拓能力不够。”

　　即便有年轻人愿意加入，但就业、收入、职称这些现实的问题，挡住了很多年轻人的脚步。陈得芝说：“我的学生对我的研究方向也有兴趣，但我怎么能保证他们跟着我，毕业以后就能找到工作？搞历史地图动辄三年五载，评职称每年要出论文、要拿成果，谁又敢耽误自己的学生？”

　　链接

　　《国家历史地图集》

　　《国家历史地图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编纂，第一册已由地图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二册和第三册编稿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或接近完成。

　　有20个图组投入编纂工作，其中编入第一册的为民族、人口、都市分布、城市遗址与布局、气候、自然灾害等6个图组，共300余幅地图。将编入第二册的为史前遗址，远古传说时代事迹、夏、商、西周遗迹，疆域政区，文化，宗教，古代战争，近代战争等7个图组。将编入第三册的为地貌（江、河、湖、海岸线），沙漠，植被，动物，农牧，工矿，交通（包括对外交通）等7个图组。三册全图集共约1300余幅历史地图。

　　早在1982年，编纂委员会成立，其阵容堪称“豪华”：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夏鼐、翁独健……每一个名字在学界都璨若星辰。1992年，谭其骧病重及逝世后，由林甘泉、邹逸麟、高德组成了总编纂助理三人小组。而在图集编绘的三十余年中，数百位专家、学者、高级工程师和绘图技术人员投入其中。大部分参与者开始编纂工作时还是风华正茂、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如今已步入耄耋之年。

　　《中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几乎涵盖了当今历史地理学所有分支学科，将史料直接转换为绘图元素，通过平面地图的形式表现出来，充分反映了我国当代最新的历史地理知识，汇集了当代最高学术水平和绘图的科学技术水平。

　　争议

　　■ 据有关专家回忆，当年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出版前，光是边疆问题就在外交部审了一两年。当时由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主持，谭其骧等一批专家参加。为了这项工作，各专家在京一住就是一两月。如遇余湛出国了，大家便各自回去。待他回来，再来京集中讨论。而在台湾问题上，谭其骧与外交部意见不一样，最后由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拍板，从谭其骧意见出版。

　　■ 葛剑雄既是人口图组组长，也是多幅历代人口图的作者，在绘制《北宋徽宗元年人口分布》地图时，他就遇到有争议的学术难题。

　　“我们现在能够搜集到的人口数字就是历代户口，但古代设户口的目的是为了收税。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有的地方有瞒报，有的地方有夸大，有的甚至隐瞒到不像话的地步。”葛剑雄说，按照相关记载，宋朝平均每户只有2.65口人，最少的才1.45口人。“这怎么可能呢！最后我们经过大量考证，只能采用户数，而不采用口数。”但即便是这样，学术界也有争议。葛剑雄说，不管如何争议，这种情况还是以我们大量的研究为主，最后通过文字在地图中加以说明。

　　故事

　　跨进古地图学术研究的殿堂

　　因为参与《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纂，而成为中国古地图研究领域享誉中外的名家，这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孝聪没有想到的。“是《国家历史地图集》带我跨进了古地图研究的学术殿堂。”

　　1987年，李孝聪的老师侯仁之说：“编历史地图除了要用历史文献，要用考古资料，要到现场调查，还需要一种资料。”李孝聪纳闷了：“还有什么资料？”侯仁之慢慢作答：“是中国古代地图，主要是清代时画的一些城市地图，这些地图虽然不是很科学、准确，但反映了当时城市的情况，你可以复原、转绘到你画的地图里。”侯仁之还特别提到，这类地图中国有，国外也有，他在英国留学时，就曾在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看到过。“如果有机会，你也可以去那儿看看。”侯仁之说。

　　一句话点醒了李孝聪，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他关注起中国人画的古地图。1991年1月，李孝聪以研修学者的身份，来到了荷兰莱顿大学。

　　身在荷兰，李孝聪还是心系中国古地图，他向英国学术院王宽诚基金发出了申请。在第一次申请遭拒后，李孝聪在第二次申请时放低了姿态，“听说大英图书馆保存了不少中国古地图，不知道是否编了目，我很愿意帮你们确定一下是否存在一些错误。”对方很快寄来了大英图书馆馆藏中国古地图目录，李孝聪从目录里指出了一些讹误。没几个月，他收到大英图书馆地图馆馆长的回信，顺利地获得了英国学术院提供的研究基金。

　　为了获取中国古地图的资料，李孝聪还曾给100位欧洲各大图书馆馆长写过信，并收到了六七十封回信，获得了柏林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的邀请。他还到英国国家图书馆以及意大利、梵蒂冈、德国等地图书馆深入调查、研究中国古地图，愈研究愈深。在随后几年，李孝聪完成了他在古地图领域的学术奠基之作《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

　　“我把那些古地图复印下来，并将复印件带回了国。到现在已经20年了，我在国外淘的宝贝还没用完呢。”李孝聪为当初的选择，感到万分庆幸。本报记者 路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