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辽宁是中国马文化向东北亚传播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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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国农历甲午年——马年。

　　马是人类的朋友和帮手。过去，和平时期，马或作骑乘、或作运输、或作耕种；战争时期，马载着官兵驰骋沙场。马还为人们的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至今赛马运动仍在流行。

　　辽宁是迄今中国已发现马文物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马具和马文化向东北亚传播的中心。

　　旧石器时代“大连马”：

　　纠正了中国没有大型野马的结论

　　马在未被驯化之前是人类的重要衣食资源。据考古发现，在距今约3万年前的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有大量的马骨，并有被人敲骨吸髓的痕迹。

　　在距今1.7万年前的瓦房店古龙山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中，出土有至少200个个体的马类化石，其中既有华北地区晚更新世地层中发现的归入普氏野马的小型野马，也有一种大型野马，后者被命名为“大连马”。大连古龙山的马群包括了野驴、小型野马和大型野马（大连马），所以古龙山马群应称之为大驴小马大马群，以区别于非洲的小驴斑马群和欧洲的大型马群。大连马普遍分布在中国东北地区晚更新世地层中，从而纠正了长期存在的中国没有大型野马的结论。

　　古龙山人猎取最多的就是包括“大连马”在内的马类。这些马绝大部分牙齿冠部都较长，属青壮年个体。这就说明它们的死亡原因不属自然淘汰，而是人类的捕杀。捕杀的手段主要是采用集体围追，把动物赶下悬崖摔死和挖陷阱猎取等方法。另外，经进一步对马的牙齿进行切片，发现这些马的死亡时间均为夏秋季节。毫无疑问，古龙山人是中国东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猎马人。

　　汉代陶马：与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石雕异曲同工

　　马被驯化以来，更与人类息息相关。汉武帝时期，张骞于公元前138年首次出使西域，其目的绝不是为了开辟丝绸之路，也不仅是为了结交月氏人等以牵制匈奴，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去大宛寻找汗血宝马。卫青、霍去病等将士骑乘汗血宝马千里奔袭，数次打败匈奴，从而解除了百余年来匈奴对北方农业地区的威胁，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方式得以传播。同时，匈奴文化也传到了中原地区，其先进的养马技术促进了汉王朝养马业的发展。

　　普兰店西北山一座西汉前期的贝墓中出土了1件模制陶马头。这件陶马头施以红彩，形象极为生动，双目突出，炯炯有神；两耳略小且上挺；圆圆的鼻孔仿佛刚从战场归来仍在喘着粗气；微闭的嘴部更显出它的威严。无独有偶，同样形制的模制陶马头在远隔数千公里之外的河南巩义西汉前期墓中也有出土，而且竟连大小也相若。

　　大连西北山出土的彩绘陶马头，再现了汗血宝马的形象，与陕西汉武帝茂陵陪葬墓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雕有异曲同工之妙。汉代马的形象还出现在旅顺口南山里东汉砖室墓的花纹砖上，马的形象较为抽象，作奔驰嘶鸣状。

　　辽宁西丰西岔沟西汉墓地出土的马与狼搏斗铜带扣，描绘的是一匹马正在与一只狼搏斗的场面，马的颈上还站着一只狼崽。据学者研究，西丰西岔沟西汉墓地是一处夫余墓地，正与《三国志·魏志·东夷》夫余“其国善养牲，出名马……”的记载相符。

　　三燕马具：中国骑马文化东传朝鲜和日本

　　三燕是指公元3世纪初至5世纪中叶活动在辽宁西部大凌河流域的慕容鲜卑和后来鲜卑化了的汉人，先后建立的十六国时期前燕、后燕、北燕三个地方割据政权。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北票西官营子冯素弗墓、喇嘛洞墓，朝阳十二台砖场墓、袁台子壁画墓等处都发现了三燕时期的马具，包括鎏金铜包片木芯马镫、鎏金铜镂空马鞍鞍桥包片、鎏金铜衔镳和鎏金铜带具等。

　　学界一般认为，马镫是距今1500多年前由中国北方地区游牧的鲜卑人发明，然后得以在欧亚大草原上迅速流传。英国科技史学家怀特这样评价马镫的发明：“很少有像马镫那样简单，而又具有如此重大历史意义的发明。马镫把畜力应用在短兵相接之中，让骑兵与马结为一体。”从此，人更容易驾驭战马，解放了骑在马背上的将士双手，使骑手得以在飞驰的战马上完成左劈右砍、边骑边射的动作，骑兵的作用可以发挥到极致。

　　北票、朝阳还出土有三燕时期的甲骑具装。所谓甲骑具装是人甲和马甲的称谓，是流行于十六国时期的重装骑兵的防护装具。朝阳十二台砖场墓已复原了完整的兜鍪、颈甲和马胄，锦州前山村出土的头戴兜鍪陶俑和背上置鞍的陶马，则是甲骑具装在陶器上的直观展示。

　　以三燕为代表的中国马具、骑马文化以其先进性迅速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4世纪中叶至5世纪末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都开始使用慕容鲜卑发明的马镫等马具，对朝鲜半岛三国时期和日本列岛古坟时期骑马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唐代黄釉舞马：唐代宫廷舞马祝寿文化的见证

　　朝阳市区和朝阳县是东北地区唐墓的分布区，目前已发现近200座，出土了一批陶马。

　　唐代的马不仅出现在战场和运输线上，也出现在宫廷的宴会上。孙则墓出土的黄釉舞马，就见证了唐代宫廷舞马祝寿的文化。马之右前腿抬起，左前腿直立，两条后腿微曲作支撑状，动感极强，好似正在翩翩起舞。

　　据《明皇杂录》记载，唐玄宗在位后期，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每年8月初其生日之时，都要举行盛大宴会，接受文武百官、外国使臣和少数民族首领的朝贺，并以舞马助兴。这时上百匹舞马披金戴银，伴随着《倾杯乐》乐曲的节拍翩翩起舞。高潮时，领头的舞马便会衔起地上盛满酒的酒杯到玄宗面前祝寿。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弃城逃跑，这批舞马散落到安禄山手下大将田成嗣手中。某日军中宴乐，这批舞马听见乐曲声应节拍跃然起舞，士兵见状误以为是妖孽，将舞马鞭打而死。此后，盛行一时的舞马衔杯宫廷祝寿舞便永远销声匿迹了。

　　此外，韩相墓出土的一件彩绘陶马，其体态健硕，肌腱凸显，长鬃左右分披，背上置鞍，坐垫下垂，无疑是一匹良马。该墓出土的一件彩绘骑马女俑，其所骑之马作回首低垂状，马背置鞍和坐垫，形态惟妙惟肖。

　　辽金元马具：骑马文化发展的高峰

　　契丹、女真、蒙古分别建立的辽、金、元王朝，骑马文化发展到了高峰。

　　契丹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马不仅是契丹人日常的代步工具，还是狩猎、战争的重要工具。契丹人宠爱自己的马匹，不仅体现在对马匹的精心饲养上，还体现在对马匹的精心装扮方面，马鞍装饰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辽朝马鞍被宋人誉为“天下第一”。

　　建平张家营子契丹贵族墓出土了鎏金银鞍桥、鎏金银马辔具、鎏金银当卢、鎏金铜铃、铁马镳、铁马镫等一套完整的马具，特别是鎏金银鞍桥，主体纹饰左右对称，相互缠绕的两朵牡丹和展翅欲飞的双凤及云朵组成的图案，又具有汉文化的特点。辽宁发现的辽朝契丹贵族墓中鞍桥、马镫等马具经常成套出土，辽宁省博物馆征集的包银铁马镫就是其中一例。契丹人墓中最初不仅随葬马具，同时还随葬马匹。辽圣宗、兴宗时多次下令禁止杀马及厚葬，辽墓中杀马殉葬之风才得以逐渐改变。正是因为契丹有这种随葬马具的习俗，我们今天才能见到这些精美的辽代马具。

　　女真马具在辽宁也有较多发现，其所建立的金王朝对于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这种骑马文化及战争技艺达到高峰，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横亘欧亚大陆的帝国。大连特约考古专家 刘俊勇

　　1.瓦房店古龙山出土大连马化石。

　　2.普兰店西北山西汉贝墓出土彩绘陶马头。

　　3.大连南山里东汉墓出土马纹砖。

　　4.西丰西岔沟汉代墓地出土马与狼搏斗铜带扣。

　　5.朝阳十二台墓出土鎏金银包片鞍桥。

　　6.北票冯素弗墓出土鎏金铜包片木芯马镫。

　　7.朝阳十二台墓出土已复原的铁马胄。

　　8.锦州前山墓出土三燕背上置鞍陶马。

　　9.朝阳唐代孙则墓出土黄釉陶舞马。

　　10.朝阳唐代韩相墓出土彩绘陶马。

　　11.朝阳唐代韩相墓出土彩绘陶骑马女俑。

　　12.建平张家营子辽代墓出土鎏金银鞍桥。

　　13辽宁省博物馆馆藏征集包银铁马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