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文学批评要有益于世道人心

　　我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喜欢阅读过程中那种心无旁骛、完全忘记自我的全身心投入，喜欢那种看似不动声色实则内心里刀光剑影、波涛汹涌的“矛盾中的调和”。后来，如愿上了大学的中文系，并如愿进入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课程，幸运地将兴趣和职业统一在了一起。接着，把阅读文学作品时内心里汹涌着的波涛转化成文字，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个事情做的多了，才蓦然发现，自己从事的正是刘勰所言的“知音”工作，用现在的行话说，是文学批评工作。

　　而“知音”并非易事。如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家刘勰所言：“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刘勰一语将文学作品的多元性、阅读和鉴赏者的主体性、误读与多解的可能性、作家与批评家之间心心相通的不易性表达得淋漓尽致。那么，“知音”既然如此之难，文学批评又将如何进行？我们该怎样做文学批评？这些基本问题也常常引发我的思考。

　　文学批评对于文学活动有无作用呢？这个问题自不待言。如果说创作是以形象化的方式将作家心中的大千世界描绘出来，那么，批评则是用理性化的语言把这大千世界之美阐释出来。没有创作的描绘，大千世界无法呈现；没有批评的阐释，大千世界之美也得不到认知。所以，如常所言，创作与批评是车之两轮、鹏之双翼，唯有两轮齐力才能推动文学之车向前行进，唯有两翼共飞才能让文学之鹏展翅翱翔。这种相辅相成，既实现了创作对批评的促进和生发，也实现了批评对创作的规范和引导，从而共同推动了文学的发展。泛泛而言，文学批评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入地感受和理解作品，还可以帮助读者选择和鉴别作品，进而逐渐建构起属于民族文化范畴的文学经典序列。孔子之谈《诗经》、司马迁之论《离骚》、王国维之释《红楼梦》、李长之之评鲁迅，显见都是批评的功用。对具体作家而言，批评的作用更为明显：正是别具慧心、慧眼的批评家能将一个作家的“独特性”发现出来，让他或她以及其作品脱颖而出、卓然独立、绽放异彩。别林斯基之于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科姆·考利之于福克纳、罗兰·巴特之于法国“新小说”创始人罗伯-格里耶等，都是对他们的“独特性”的发现。如果没有这些别具慧心慧眼的批评家，这些伟大的作家也许就会永远被雪藏在历史的冰河之下了。

　　既然批评在文学活动中如此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进行文学批评呢？我认为，文学批评既然是关于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体悟，那么，首先就须要尊重文学的艺术性，须从艺术的角度阐释优秀的文学“美在哪里”，进而对作品进行艺术价值的判断。这种艺术价值的判断青睐个性，崇尚灵性，注重批评家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自我表现，如法国文学家法郎士所言，“优秀批评家讲述的是他的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这个艺术价值的判断，是可以人言人殊，各个不同的。其次，批评既然是关于特定时代的创作、作品的思考和辨析，那就需要对对象进行理性的分析，进而对读者进行“什么是美”、“为何是美”的辨析和引导，对文学进行社会价值的判断。这一判断应该是尽量多地剔除批评家个人的一己之见，更多地从时代与文化发展需要的角度，从艺术之作用于人心的角度进行。意即在批评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文学对世道人心的影响和建构作用，不能不考虑时代和文化的发展需要怎样的文学、怎样的精神，而且，要在批评的实践中贯彻这种思考及引导。换言之，如果说文学创作要向真、向善、向美，那么，文学批评就要发掘蕴藏在其中的真、善、美，并阐释其何以为真、何以为善、何以为美，创作和批评两相呼应，两相印证，共同完成文学之滋润人心、建构文化、推动时代的使命。因此，有益于人心向善，有益于时代向真，有益于文化向美的文学批评才是好的文学批评，或者说，有益于世道人心才是我们进行文学批评的原则。

　　广阔无边的生活、丰富变动的时代、多元而又曲尽的文学，无不对批评者辨识真善美的才、胆、识、力，提着要求，做着判断。在这个充满勃勃生机的时代，在这个努力向上攀登的过程中，文学批评者不能不慎思肩上的责任，不能不为真善美的发掘和建构做应做的工作。□杨红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