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治《晚明民变》：历史悲剧有时像怪圈走不出

　　《晚明民变》

　　李文治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4年1月

　　翻开中国历史，明代是个极为特殊的朝代——它兴于农民起义，又亡于农民起义；从游牧民族手中夺了江山，又被游牧民族夺走江山。终明之世，统治者一直试图避免前代覆亡的命运，可不论怎样努力，不论如何规避，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唐山 　

　　明代统治者并没有忘记自己是如何得到江山的，所以它热衷于渲染民族情绪，以彰显自己解救者的身份。同时它高度重视农村稳定，税只相当于农民产出的5%-10%。可以说，民族主义与重视基层堪称明朝立国之本。

　　然而，这个本是怎么动摇的呢？

　　可以看到，明朝开国君主要么有基层生活的经验，要么民族情怀极强，所以他们在具体工作中亲力亲为，不易被蒙蔽，他们对社会中间层的儒生持高度怀疑的态度。

　　然而，随着政权稳定，明代统治者逐渐放弃了立国精神，特别是燕王之后，太监系统膨胀，成为新的中间层，他们以为这样可以约束儒生与军人，却忘掉了，越复杂的中间层腐败机会越多，越容易造成信息失灵。

　　明代中后期君主多位居深宫，不了解一线情况，靠遥控来指挥，结果是中层越来越庞大，不仅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而且进一步割裂了君民联系，到明崇祯时，局面已糜烂到极点，崇祯虽有过人之智，却只依据朝堂上的信息来做判断，其刚猛而盲目的作风，反而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被特权化的中层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外屡屡败北，对内负担加重，普通佃农实际承担的租税甚至高达80%，两条立国之本均被动摇。如此，不亡何待？

　　《晚明民变》虽然讲的是一小段历史，可从这颗露珠中却反射出整个历史的风云变迁。它完成于1944年，当时材料远没今天丰富，不能不惊叹李文治先生付出的巨大努力。

　　本书最大的优点是没有预置立场，中国社会在近代转型时，因遭遇太多挫折，导致对精英文化产生深刻的失望感，因此，后来文人们往往热衷于从底层文化中挖掘出更“本质”的东西，形成了神话李自成等人的冲动。而本书持论公允，客观而深刻地检讨了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

　　李自成能成功，固然有个人努力的因素，但如果不是基层社会已完全失控，如果不是中层为了逃避自身责任，故意隐瞒信息和耍小聪明，如果不是高层决策一再失误，结果很可能大大不同。明朝的江山是亲手送出去的，不是李自成，也会有其他人站起来。所有这一切从朱元璋平定天下起，祸根便已埋下。

　　其实，明代也出现过改变命运的契机：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美洲白银大量涌入中国，刺激了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对欧洲贸易空前繁荣，与之而来的，是大量欧洲知识输入中国。明代许多读书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这比清末还要强。在葡萄牙商人的笔下，明朝人身材高大，相貌英俊，非常有礼貌，明知西洋人产品质量不好，却不失风度地予以称赞，他们遵守合同的精神也令人尊重。所谓“明末无白丁”，可见明代文教基础雄厚。

　　明代中期世风可与欧洲文艺复兴类比：西方有《十日谈》，中国也有了《三言》等；西方开始推崇工匠精神，中国也出现了《天工开物》；西方作家开始挖苦教士，中国作家也开始批判假道学……

　　可遗憾的是，明代繁盛的江南模式最终未能内生出现代性，反而走向了令人震惊的奢靡。因为，明代有一个太过强大的、大一统的政府，它手中垄断了太多的社会资源，从而人为地加大了社会转型的困难与风险。一旦皇帝犯错，政府犯错，小民无法躲避，这就压抑了一个社会的创造精神，富裕了，人们宁可吃光用尽，也不愿扩充企业规模。

　　在专制主义与现代性的赛跑中，专制跑在了前面。吊诡的是，如果不是朱元璋完密的设计，专制主义本有可能在竞争中落败，那么，明朝也许会有跳出治乱循环的机遇。可遗憾的是，历史最终冲向了另一条航道。

　　船到江心补漏迟，此种悲剧有时会像个怪圈，不断重复，总也走不出去。

　　明朝为何在最强大时走向灭亡？乌合之众如何导致政权崩溃？

　　这是一部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用经济方法破解谜局的史学巨著，堪称大明版《旧制度与大革命》。1944年，明朝覆亡三百周年之际，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与李文治的《晚明民变》先后发表，都是想对明朝如何错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历史良机作出回答，但两者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却截然不同。前者因迎合了意识形态而名噪一时，后者则因另辟蹊径而沉寂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