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民间志愿者开展口述史 记录城市、群体记忆

很多老佛山建筑背后的故事已被人们遗忘 记者 陈文笔 摄

　　每到周六周日，佛山老城区里，一群扛着摄像机、照相机的年轻人便出现在大街小巷，和老街坊们拉家常、聊老房子，回忆过去。记者 毛亚美

　　同时，一批关注外来工的志愿者和社工们，也在走访工伤和“老漂”等外来群体，努力用文字和影像将这些游离在城市边缘的人拉入视野之中。

　　这些志愿者和社工组织，都在试图用口述史的方式，为后人留下一个城市或一个群体的印迹。

　　口述史是一种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方法，利用口述史从事文化公益是现代公益的重要主题。近几年来，在广佛地区出现了不少民间志愿者组织开展口述史类的文化公益项目。

　　口述一座城：

　　记录一个城市的记忆

　　和记者初次见面时，姚远递来一张很别致的名片：一个岭南建筑的弧形轮廓，中间有个方形的小孔。他说：“这是一扇窗户，希望大家能通过我们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

　　光头、戴眼镜的姚远是一个名为“佛山口述史小组”志愿者团队的负责人。这个祖籍苏州的新佛山人酷爱摄影艺术和岭南本土文化，7年前在朋友介绍下，成为“佛山民间文化志愿者团队”的一员。

　　姚远在2010年特别感受到保留传统民间文化的紧迫性，那一年，佛山开始“佛山名镇”项目。在这场佛山史上规模最庞大的旧城改造中，越来越多的推土机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街道和建筑正在消失，这让他感到“再不抓紧记录，就真的来不及了”。

　　2011年5月，经过多次研判和商讨，姚远带头召集了七八个志愿者组织了一支名为“筷子路、升平路街区口述历史项目小组”，希望用口述史的方式挽救那些满载历史的街道和建筑。

　　其实早在2008年初，姚远就已经有了类似的行动。那一年，禅城东华里开始拆迁，姚远想拍一部相关的纪录片，于是利用周末时间，叫上几个伙伴，跑到街巷弄堂里面，访问当地的居民，拍下他们的日常生活。但这次经历并不成功，“当时大家只是四处走了走，拍了一两部短片就散了，很难有整体的了解和更深的反思”。那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就是口述史。

　　等到筷子路、升平路街区口述历史项目启动之后，一位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曾经担任学校口述史协会会长的志愿者加入了团队，让姚远开始从专业理论的视角关注口述史。随后一名中山大学的人类学博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

　　“团队开始带着问题意识，根据相关知识，有目的地走访和拍摄。”姚远说，这种转变对后来正式命名为“佛山口述史小组”的团队有很大影响。

　　在团队的简介中，“佛山口述史小组”被描述为“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市民，以口述史的方式来记录旧城的人与事，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双眼、我们的文字，留下更多关于这个城市，这些老街巷中人们的生活、情感、记忆，普通的，带着温度，连着血脉，一代又一代常人的经历”。

　　他们的镜头关注的不仅仅是那些被拆迁的房屋，而是建筑背后，与城市和家族有关的历史与情感。

　　在从事文化保育志愿活动8年的时间里，最让姚远感到可惜的是去年被拆掉的崇德医院。这家民国时期建造的产科医院是众多老佛山人的出生地，而姚远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发现，医院的创始人梁心曾经资助过十九路军，并写下多本抗战著作，但这些故事在佛山当地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记载，“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了他的孙子孙女，他们也开始追溯自己家族的历史，才知道自己的祖先做了这么多事情，他们的家族曾经与这个城市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段历史是这么独特。”如今，崇德医院原有主体部分已经被拆除，只剩下了家属楼，这让姚远感到十分难过。

　　团队的另一个骨干队员阿杰也遇到过这样的故事。有一次，他路过一片拆迁区，一户人家在最后关门的那一刻，对他讲述了这栋老房子的故事。

　　“他们一家人从1935年起就住在这里。爷爷是一家蔡李佛拳馆的副馆长，一家三代人都习武。我走到那栋马上要被拆掉的房子里一看，地板上都是练功踩出来的一个个洞，这都是几十年的足迹和记忆啊！”阿杰说，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这个场景，他无法感受到这些消失的建筑和街道背后的那种亲情、人情以及对家园的固守之情。

　　“我们做的事情很多人都觉得没必要，但若干年之后会发现我们曾经保留了这么多的东西，是有意义的。城市如何更新发展、社会的车轮如何前进，我们阻止不了，我们能做的只是把这些回忆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口述一群人：

　　记录一个群体的故事

　　在位于禅城区祖庙路18号锐华大厦9层的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电话声此起彼伏。何晓波和两个社工一边接待一名过来商量官司的工友，一边忙着接听从各地打来的咨询电话。

　　这里是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作为关注外来工维权的公益机构的负责人，多年来何晓波接触到了大量外来人群遭遇工伤的故事。这让他产生了为这群背井离乡、辛苦打拼的人们做一部口述史的念头。

　　念头的产生源于一个尘肺病患者。2009年，一位从贵州来佛山打工的外来工找到了何晓波。他因为患有尘肺病，一直和工厂打官司。两年之后，他在佛山的医院里去世了。在帮忙处理丧事时，何晓波了解到，这个外来工15年前就来到佛山，家里四个孩子一直没有照顾过，和他的关系很生疏。

　　这件事对何晓波的震动很大。“从工人和企业双方来看，这么多年双方一直在进行拉锯战，到最后工人没能保住命，企业也赔了金钱和声誉，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之后更多的个案让他强烈地感觉到，这些遭遇工伤的外来工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群体。

　　在香港和深圳，一些公益组织也做过工伤口述史，但何晓波认为，之前的工伤口述史立场过于偏激，“只是单纯地抨击企业的无良，但这个问题背后还涉及国家政策、社会观念等诸多原因”。他认为，应该站在更中立、更宏观的视野来分析这个问题。

　　从2012年起，何晓波开始着手准备这项工作。他的计划是访问病人、家属、工厂、政府机构等不同方面的人物，最后以文字和图片的方式呈现出来。

　　如今，他越来越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很多外来工拿到赔偿就回老家了，有的甚至就在医院去世了，不抓紧做就很可惜了。”

　　除了工伤群体，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还在推动一个针对外来工社区居民的口述史项目。

　　推动广泛参与：

　　每个人都是口述史作者

　　在姚远看来，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重现历史现场，保存城市记忆”，而未来他们的任务则是“教会更多的人整理家族的历史和记忆”。

　　姚远一直记得，在一个摄影技术交流群里，一个小伙子有天突然说，你们要是有时间，就拿着照相机对着自己的爷爷奶奶，你会发现这些太重要了。我的爷爷刚刚去世了，我在他临死前拍的东西是他唯一的影像，家里人一边哭一边说，你怎么不早拍呢？

　　这对姚远的触动很大。现在他将每一次的拍摄和访问都当做是最后的一次，也会告诉更多的人去做这件事。有一次，他和几个学生一起到黄埔军校做抗战老兵的口述史，结束后一个女孩就哭着说：“我的爷爷也是一个抗战老兵，现在已经失去了记忆，而且很固执，我觉得很伤心，之前没有对他进行更多的记录。”姚远就告诉她，没必要非要等我们有了专业的器材才去做这件事，哪怕用手机拍出他生气的状态，也会展现他的个性和过去的经历。

　　这与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胡小军的观点不谋而合：“文化保护力量最终落脚点，不是束之高阁，而是要推动公众广泛关注及自主参与。”他希望从事口述史的公益组织可以将收集整理而来的史料，让当地公众有效认知和了解，“文化保育最终是为了传承，公众传播才是最终归宿”。

　　而何晓波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工伤口述史的项目中来。但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和人员不足的问题，该项目一直未能顺利推进，“毕竟这是一个比较敏感和边缘的群体，还需要整个社会慢慢转变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