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80后写作”：是一个矛盾体

　　□“80后写作”的概念是怎样产生的

　　□“80后写作”有可以传世的经典吗

　　□“80后写作”还会有变化和进步吗

　　2004年，以春树、韩寒登上《时代》周刊亚洲版为标志，“80后写作”正式跃上时代舞台，成为21世纪中国最具话题性的文化现象之一。

　　2014年，走过10年的“80后”写作者们，大多已过而立之年。当年，他们以青春的名义闯入文学的世界，张扬地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文学法则。如今，青春已逝，他们在不同际遇、不同环境、不同追求乃至不同价值判断的驱动下，呈现出不同的文学选择与人生路向。

　　今天，“80后写作”仍是搅动时代的一股热力，但是，它的面貌却已悄然改变。

　　张悦然回到传统视角，用反思来追问“80后写作”的价值；

　　韩寒从文学写作转向思想批判，以先锋的姿态表达一代人的诉求；

　　还有，郭敬明娴熟地使文学进入商业化的轨道，在大时代下“玩”出一个“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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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是一个节点，也是一个回望的契机。 10年来，“80后写作”兴起、盛行、分化，纷杂的声音中，有溢美，更多的是批判。

　　10年的时间，是青春的完结，也是青春的成长，站在岔路口的“80后写作”正在寻找未来的路径。

　　2月28日，本报记者约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庆祥，这位出生于1980年的新锐批评家，对“80后写作”有着局内人和旁观者的双重观察。本期报道将透过他的视角来重新认识 “80后写作”的10年。

　　“80后写作”的概念一直处于一种相对模糊的状态…… “80后”写作群体的出现最大程度地呼应了资本对于中国文学写作的想象……最近几年来，广义的“80后写作”有逐渐覆盖狭义的 “80后写作”的趋势

　　“80后写作”与文学传统之间，有着一种既暧昧又对抗的关系。文学界内部对“80后写作”的态度，从排斥、拒绝，到漠然以对，再到尝试接纳，过程中充满了争议。这样一种戏剧化的图景，为过去10年的中国文学增添了不少话题。

　　“80后”是话题性的一代，而“80后写作”正是产生话题的平台。今天， “90后”、“00后”看似已经成为社会潮流的新主角，但事实上，潮流背后的推手依然是“80后”。

　　杨庆祥说：“去年夏天，‘80后’最具市场号召力的作家郭敬明执导的电影《小时代》和《小时代2》先后上映，这两部电影的高票房以及广泛的影响力，引发了超出想象的 ‘轩然大波’。 对其泾渭分明的褒贬臧否甚至构成了不同代际之间的一次针锋相对的文化辩论。 ”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表明，“80后”依然是中国文化界传播最广泛的名词。不过，杨庆祥表示，以“80后”这一“典型代际”为基础的“80后写作”的概念虽然在文化媒体和文学批评中被一再使用，但其内涵外延的界定却一直处于一种相对模糊的状态。

　　追溯“80后写作”这一概念的诞生，还要把时间倒回至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1999年，上海《萌芽》杂志社与多所知名高校联合发起、共同举办了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批极具文学天分的青少年脱颖而出，在当时的文坛刮起了强劲的“少年写作”风潮。一般认为，“少年写作”现象正是此后“80后写作”概念产生的前奏。

　　对此，杨庆祥补充说，“80后写作”应该有狭义的和广义的区分。狭义的“80后写作”指的是2000年前后开始进入公众视野的青少年写作群，“这一群体最初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出自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新概念作家群’，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人，他们以小说和散文创作为主；另一个则是诗歌写作群体，他们主要通过诗歌刊物和网络论坛发声。 ”

　　今天，许多人或许会习惯性地认为，韩寒、郭敬明的成名与“80后写作”概念的出现是同步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三重门》、《幻城》等作品“走红”时，仍被冠以“青春文学”的称号。而“80后写作”真正成为一个标签是在2004年前后。

　　2004年2月，《时代》周刊亚洲版将春树、韩寒等作家称为中国“80后”的代表，随后，“80后”概念迅速被媒体广泛应用，成为舆论的焦点，自此，“少年写作”、“青春文学”等不同命名统一为“80后写作”或“80后文学”。杨庆祥提醒说，在这一轮的命名和传播中，天然带有小众取向的诗歌被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掉了，而小说写作则被特别凸显出来。因此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狭义的“80后写作”实际上指的是以“新概念作家群”为主体的、具有非常典型的市场化特色的小说写作群体。

　　杨庆祥认为，这一写作群体的出现在当时最大程度地呼应了资本对于中国文学写作的想象。 “一代更年轻的写作者通过直接面对市场的写作，与既有的文学体制断裂，实现了文学生产方式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以隐性的方式重新界定了写作的指向：青春和想象力的双重消费。青春文学不仅仅强调这一批作者及其读者的生理年龄，更重要的是，它将‘青春’资本化，生理的事实被改造成了消费的事实。因而，写作从一开始就指向一种等价的市场交换，而对所谓的想象力的强调，则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相对，对虚构的崇拜恰好是将写作的基础建立在个体身上，并在最大程度上将‘想象力’利润化。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80后写作”的产生其实是时代的产物，与当时整个社会的市场化转型相契合。

　　而广义上的“80后写作”更指向一种“客观”的生理事实，它不仅将具有市场指向的青春写作囊括进来，同时也将那些非市场的、相对传统的文学写作者纳入其中。杨庆祥注意到，最近几年来，一部分“80后”写作者的市场价值大打折扣，而传统写作者的人数又不断增加并逐渐扩大其影响力，广义的“80后写作”有逐渐覆盖狭义的“80后写作”的趋势。 “但‘80后写作’的历史似乎还处于进行时的状态，狭义的‘80后写作’和广义的‘80后写作’如何通过具体的写作成绩来进行文学史的较量，似乎还有待观察。 ”

　　“韩寒”正日益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80后”的城市书写，与中国的现代城市进程互为一体…… “80后写作”构成了一种 “日记式”的文学，显得贫乏而孱弱，将数代人的重变成了一代人的轻

　　“80后写作”是一个矛盾体，正如“80后”是充满矛盾心理的一代。一方面，一部分“80后”从自己同代人的文字中找到了宣泄和抒发的出口，因此视其为群体的代言；但另一方面，又有一部分“80后”非常之不认同 “80后写作”的内容与精神。 “80后写作”究竟是不是在写“80后”，是不是写出了“80后”？这的确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

　　身为“80后”，杨庆祥在文章《80后，怎么办？ 》中写道：

　　“我在安徽图书城买到了 《小时代1.0》，我的预设是，我肯定看不下去这本书，因为它浅薄、庸俗和无知。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以极快的速度把这本书读完了。而与此同时阅读的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却被我一再搁置，最后不了了之。真实的阅读体验颠覆了预设的文学认知。我突然意识到，在我身处的时代，阅读和思考分离了。阅读仅仅在一个表面的层次上才有效，而思考可能与此相关，也可能与此毫无关联。 ”

　　“最早知道‘韩寒’这个名字大概是在2002年，有一天我在图书馆的旧书处理摊点翻书，一个朋友指着《三重门》对我说：这就是那个几门成绩挂红灯的高中生写的小说。我拿起来翻看了几页就放下了，几乎没有任何印象。……不管如何，‘韩寒’正日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我无法选择的事实。……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说，我被‘韩寒’了。 ”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出，杨庆祥很清醒地意识到“80后写作”和“80后”写作者们所存在的问题，但同时，他又对这样一种现状感到不解和无力。

　　在杨庆祥看来，不管是狭义的“80后写作”还是广义的“80后写作”，都呈现出一些相似的美学症候。

　　首先是城市题材的书写。众所周知，“50后”、“60后”作家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乡村，但“80后”作家则更热衷于书写城市生活。杨庆祥分析说，中国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大概始于上世纪90年代，正好是“80后”一代人的青春成长期。因此，无论是生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农村的“80后”，都直接感受到了这一进程所带来的刺激和挑战。虽然在“80后”的写作中也有一些以农村为主要书写背景的作品，但这一背景往往被置于城市这一巨大的镜像观照中，城市内化为一道风景，所有的写作几乎都必须与城市发生或多或少的关系。 “这种城市书写，与中国的现代城市进程互为一体，在他们的写作中，城市以日常而非奇观、以生活流而非意识流的形态存在。也许，在他们未来的写作中，会出现真正有价值的城市写作。 ”

　　其次，是自我经验的陈述。杨庆祥说，“80后写作”常用第一人称叙述，这是“80后”以“自我经验”为写作资源的最直接表现。但是，这种写作形式往往拘囿于个人情感的宣泄，而缺乏明晰的理智予以升华，“因此在这些作品中更多的是情感的纠葛往复，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刻意，而少哲学精神层面的飞跃。这种自我经验的陈述，构成了一种我称之为‘日记式’的文学，显得贫乏而孱弱。 ”杨庆祥认为，“80后写作”所书写的“成长”其实是一种“伪成长”，在一些作品中，甚至出现了一种“拒绝成长”的倾向。 “我发现，很多作品里的人物往往没有‘历史’，他们在某个瞬间出现，又在某个瞬间消失，过去与未来都被挤压在当下，而当下又不过是一片混沌的物质世界。 ‘80后’由此轻而易举地从历史中逃逸了出来，将数代人的重变成了一代人的轻。 ”

　　只有裹挟了丰富历史信息的写作，才有可能成为传世的经典…… “80后”已经三十有余了……“80后写作”还会有变化和进步吗……一些人的作品中变化确实在发生

　　张悦然是“8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韩寒或郭敬明不同，她似乎距离文学的传统更近一些。她在文章《我们能够带着理想走多远》中感叹，10年来，“80后写作”只有潮而没有思。她知道，文学发展到“80后”这一代，其实是在经历一个转变，但是，“80后”却似乎并未做好承担这一转变的准备。

　　“80后写作”兴起之初，是带着青春的冲动和懵懂起步的。如果说青春必定伴随着挫败和苦涩，那么“80后写作”的成长之路，也难免要经历蜕变之痛。

　　正如杨庆祥所说，“80后写作”从一开始就指向一种等价的市场交换，它将“青春”资本化，将“想象力”利润化。今天，当郭敬明的《小时代3》正在跃跃欲试地向更巨大的票房数字冲击时，人们有理由相信，“80后写作”的商业狂欢还将持续下去。

　　与商业平台上的热烈追逐构成鲜明对比的是，“80后写作”对于文学性追求的乏力。杨庆祥坦言，他并不想批评“80后写作”。他想说的是，任何一种式样的文学写作，都裹挟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只有裹挟了丰富历史信息的写作，才有可能成为传世的经典。

　　“80后写作”有可以传世的经典吗？杨庆祥认为，目前还没有出现。 “可是‘80后’已经三十有余了！如果还继续停留在原有的轨迹上运行，将自我经验和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自动意识不加思辨地接受下来，‘80后写作’还会有变化和进步吗？我觉得那是很困难的。好在历史总是不停地裂变，并在这些裂变中冲击每一个个体的心灵和精神，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史与世界史几乎同时在进行着某种裂变和逆转。我的那些同时代的甚至是同年龄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在他们一些人的作品中，一些变化确实在发生。 ”

　　杨庆祥所珍视的变化是：“从自我的经验中解放出来，勇于面对生活世界的复杂性，不仅仅自恋于一己的情绪，而是通过社会互动的方式，将文学的经验拓展和扩大，最终以求得新的美学原则和新的历史的可能性。 ”这是他作为一个“80后”，同时也是一位文学研究者所乐意看到的方向。

　　□本报记者/王 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