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富二代"评价蒋介石官邸：比我家差远了(图)(3)

向延安汇款美丰不设上限

　　其实于右任与康家的关系可以溯源至康心如的大哥康心孚。康心孚早年曾留学日本，因担任中国留学生总会总干事得与孙中山相识，继而加入同盟会。有一次，孙中山问康心孚能否找人在上海为同盟会办报，康心孚说自己有个叫于右任的老乡可堪此任。孙中山希望于右任能先来日本，康心孚随后便给人在国内的于右任寄去路费，由此促成于右任与孙中山的初次见面。不久，于右任在康心孚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随后返回上海创办了《神州日报》。于右任在其所做诗文中也曾提到，“余识党中诸前辈皆心孚介绍”。辛亥革命后，康心孚先到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处工作，后赴北京大学任教。1919年，康心孚因在“五四运动”期间过度操劳而猝逝，“北大”及康心孚授课的其他学校为此停课一天，以示哀悼。

　　由于兄长康心孚的关系，康心如和两个弟弟康心之、康心远后来深得国民党人信赖。抗战年间，于右任、邵力子等国民党要员不仅是康心如家的常客，而且曾长期住在康国雄的三叔康心之家。1949年，蒋介石在撤离大陆前曾路经重庆，为确保蒋介石的安全，重庆市长杨森更是特意征用康心如的汽车和司机为蒋介石服务。

　　虽与国民党渊源深厚，康氏昆仲却对共产党有着更美好的向往，并曾为共产党提供了不少帮助。康心远的太太王棣华在天津读书时与邓颖超是同学好友，因为这层关系，康心远曾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捐赠过一批家具。由于康心之家聚集了于右任、邵力子、张季鸾、屈武等政界要人和社会贤达，周恩来有时会前往拜访，还曾借地作过统战报告。共产党人董必武、吴玉章等则经常向康心之寻求经济支援。每次到康心之家，他们都会带些宣传资料，如康心之在家，他们总能拿回一张数字体面的支票，如遇不到，则坐等片刻后留下资料离开。“当时敢和共产党打交道的人不多”，康国雄认为“大概也只有康家敢接待。”

　　执掌“美丰银行”和众多实业的康心如，为共产党做的工作就更多。抗战期间，因棉花、棉纱、棉布紧缺，国民政府财政部专门成立了“花纱布管制局”，禁止这些战略物资的自由买卖，并对流通做严格限制。康心如通过“美丰”投资的企业生产、进口了一批“花纱布”和药品，在得知延安急需后，康家将这批物资全部捐给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运送时装了满满八辆卡车。然而由于没有“管制局”许可证，八路军的车队根本无法把如此大量的被管制品运到延安，事实上，八路军的卡车还未驶离重庆即被“军统局”的检查站扣留。康氏兄弟又借助国民党内的关系，人情、金条并用地买通了军事委员会辎重汽车团，最后将这些东西伪装成国民党物资顺利运抵延安。此外，当时很多银行对于汇往延安的款项都有数额限制，只有康心如的“美丰”不设上限，因此“美丰”就成了抗战时期共产党向延安汇款的首选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