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介风行使小说转向“新民间写作”

从媒介学的角度，研究不同媒介制约下的小说叙事，以及伴随媒介变革而导致的小说叙事的演化，这对中国小说叙事学的研究来说，不失为一条富有启发性的思路。早在1906年，便有人从媒介变迁的角度，将中国小说的演进划分为“口耳小说”、“竹简小说”、“布帛小说”、“誊写小说”和“梨枣小说”五个时代（陆绍明《〈月月小说〉发刊词》）。清末民初，报刊兴起，“手报纸而读之，除芜杂猥屑之记事外，皆小说及游戏文也”（梁启超《告小说家》），由此，中国小说进入了“报刊小说”的时代。逮至网络社会，网络小说又应运而生。那么，不同媒介对小说叙事会产生怎样的制约？媒介的变革对小说叙事的演进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颇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纸张的发明为小说释放更多叙事空间

当古人以甲骨、金石、竹帛作为书写介质时，由于受书写材料与刻写方式的限制，写作只能选取最重要的事件，采用最精简的文句。小说乃“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不可能寄身于甲骨、金石，即便书之于竹简，由于“嫌贵而简重”，只能选择“可观之辞”，写成尺寸短书，其文体亦无独立性可言，常附丽于子、史之中，或记言，或叙事，其内容则多与占卜、祭祀及史事轶闻有关，如被视为中国小说之祖的《汲冢琐语》与《山海经》等。纸张发明后，作为一种更为简便的书写介质，逐渐取代了竹帛，为小说释放了更多的叙事空间，因此，小说题材得以拓展，叙事技艺日渐丰富，篇幅、数量普遍增加。此时出现了志怪小说如《搜神记》、《幽明录》，杂传小说如《燕丹子》、《赵飞燕外传》，杂事小说如《西京杂记》、殷芸的《小说》，志人小说如《世说新语》等。其叙事的完整性、曲折性、传奇性，以及虚构想象的审美意识与“游心寓目”的娱乐功能等，皆有所加强。至唐代，政治开明、经济文化繁荣，造纸业兴旺发达（彼时，造纸作坊多、规模大、分布广，纸张品种丰富），为小说的生产与传播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因此，小说创作又进一步传奇化，“施之藻绘，扩其波澜”（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致其所叙“小小情事，凄惋欲绝”（宋洪迈《唐人说荟凡例》）。《太平广记》收录宋以前小说七千余篇，数量如此繁多，若施之于竹帛，简直无法想象。

印刷业的兴盛带来通俗小说发展

纸写的便利，也使口头叙事开始形之于书面，通俗小说文本由此产生。如唐五代变文就是“俗讲”、“转变”的记录本，宋元话本也多为“说话”的记录本。印刷业兴盛前，小说主要靠抄写而流传。据明弘治元年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介绍，该书写成后，“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但是，像《三国志通俗演义》这种长篇巨制，手抄所耗时间与人力物力可想而知，其传播面也必然不广。通俗小说的兴起，正是得力于明嘉靖以后出版业的兴盛，它使通俗小说由此进入文字复制、批量生产、广泛传播的时代。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的大量刊刻，引发通俗小说的阅读与编创热潮。书坊主或亲自操觚，或聘请下层文人编创，炮制了大量通俗小说。他们编创通俗小说的方式多以抄改、辑补、拼凑、模仿等为主，虽艺术质量乏善可陈，但先后促进了历史演义、神魔小说、公案小说、艳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编创的繁兴，致使通俗小说流派纷呈。在改编、复制、拟作与独创的进程中，小说家的自我意识日益强化，叙事思维发生转变，受口头传统的影响日趋弱化，传奇化、神异化、类型化、程式化的口头叙事色彩逐渐消退，英雄情结淡化，人物性格日渐丰富复杂、真实可信，全知叙事被不同程度地打破，结构方式也更趋于生活化，小说叙事逐渐走上世俗化、文人化的道路。

到了清末，报业兴起，报载小说风起云涌。受报刊这种新媒介的制约，小说叙事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如有意追求时效性、纪实性、新奇性，并带有政论色彩、地域意识，刻意制作每一期报载小说的卖点，叙事结构则采用适应报刊连载的珠花式、集锦式、盆景式和片断式，篇幅则逐渐以短篇为主。

数字媒介的风行使小说转向“新民间写作”

时至今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介风行，又改变了印刷时代小说生产和传播的单向性，开辟了一个自由、开放、互动的公共空间，它向民间大众开启了话语权，让小说从专业创作转向“新民间写作”：小说叙事百无禁忌，武侠、商战、都市、言情、穿越、玄幻、灵异、修真、网游、盗墓、同人、耽美等，无奇不有；游戏化、狂欢化（如戏说历史、调侃生活、嘲讽神圣、颠覆经典、反叛权威、破坏正统等）成为网络叙事的重要表征；交互性、开放性成为网络叙事与文本生成的主要方式；复制、拼贴、改写、戏仿等成为常见的叙事手段；文字、声音、图像等多媒介融合，使小说叙事得以立体化呈现……小说叙事从题材内容、叙事旨趣、叙事方式到传播途径等都发生了深刻转型。

总之，由于对传播媒介的天然依赖，栖息于不同媒介的小说叙事呈现出各异其趣的艺术风貌。媒介变革成为小说叙事转变的重要动因与推力。

（作者纪德君，单位：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