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董作宾：曾被郭沫若称为妄人

　　早在1945年，郭沫若于重庆出版他的史学大作《十批判书》时(即“文革”时期毛泽东警告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十批不是好文章”之《十批判书》)，尚能对不同意见有所容忍并设法重新提出更多的证据和说明，以证实自己创造的学说之铁证如山，牢不可破。

　　到了1950年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了。郭氏在《十批判书》改版后记中，专门写了一篇《蜥蜴的残梦》，公开向董作宾等人发难。此前，董作宾于1947年访学美国芝加哥大学期间写就一篇《自序》，明确反对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其中一段说道：“殷代不是创造文字的时代，我们就不能根据甲骨文字来研究殷代的社会背景。……我们不能据字形说‘民’是刺瞎眼睛，‘臣’是俯首听命，民与臣是奴隶，殷代的臣民也就是奴隶，因而断定殷代是奴隶社会”云云。

　　针对董作宾的观点，郭沫若在《残梦》一文中毫不客气地批评：“董作宾却仅仅抓到一两个字，根据自己的敌忾来随便逻辑一下，便想把臣民是奴隶的本质否定了，把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否定了。这根本就不是学者的态度。就是这种非学者的态度，逼得他在今天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自此，董作宾与郭沫若之间的交往与友谊彻底断绝，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联系。

　　1953年，董作宾编著的《殷墟文字乙编》下辑在台湾出版，该书学术价值极其重要。著作传到大陆后，郭沫若如获珍宝，立即指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予以翻印出版，并亲自为之撰写了后记，但对编著者董作宾避而不谈。

　　偶尔谈到董作宾而被外界所知的一次是，郭沫若在致原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院士、时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杨树达信中的披露，只是口气与几年前已有了巨大变化。1953年9月23日，杨树达在日记中写道：“郭沫若来书……云董某妄人，其说未可尽信。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氏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

　　1966年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在京举行，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痛心疾首地检讨：“……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时候很模糊，因而，就应该全部烧掉。”

　　郭氏这番发言，通过媒体辗转传到台湾后，再度引起了学术界震动。此时“妄人”董作宾已死，无力再摇头叹气，而尚活在人间的李济为此提出了公开批评，认为郭沫若“没有自信”，之所以没有自信，是由于在做学问上缺乏“自约”精神。后来李济给郭沫若的为人为学做了一个总结式的评价：“郭是一个天分很高的才子，可惜就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