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将在巴黎首发(图)

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慷慨发言。 (资料)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英文版)效果图。 (资料)

　　“直到父亲去世，我对他参加东京审判的细节几乎一无所知。”年届七旬的向隆万是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之子。在他的记忆里，将父亲的身影与东京审判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是一台 “雷明顿”牌古董机械式英文打字机，黑色机身、47个圆形按键。父亲每次从东京回家探亲，总是匆忙吃完饭，就坐在这台打字机前，“嗒嗒嗒”地敲打出一页又一页英文资料。“后来才知道，父亲打的每一张纸，都是日本侵略军的累累罪行。”

　　本届巴黎图书沙龙上，上海交大出版社将首发8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英文版)及3卷索引附录卷 (中文版)。“2006年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第一次看到庭审记录时，曾经感慨：中国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主要参加国，也应该出版完整的庭审记录，7年之后，我的梦想成真。”向隆万十分感慨。

　　1946年至1948年，由美、中、英、苏等11国在日本东京开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战胜同盟11国各派1名法官和1名检察官参加审理。历时924天的审判自1946年5月开庭至1948年12月宣判终结，其间共开庭818次，庭审记录长达48412页，文字达1000万字，419人出庭作证，出示法庭证据4336件，判决书长达1446页，宣读判决书达7天之久，吸引了20万旁听者。

　　1945年12月，当时身为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的向哲濬受命组团赴日，并推荐清华学弟、著名法学家梅汝趝担任中国法官。审判涉及的55项罪行中，有44项与中国相关。

　　东京审判结束后，向哲濬被国民政府先后任命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和司法院大法官。但他拒绝了这些任命，也拒绝了撤离上海的机票，租下铜仁路一套仅40多平方米的住房安顿下来，并先后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大夏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和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老人在铜仁路的房子里一住38年，直到1987年病逝。

　　2005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重要讲话中对东京审判进行了历史性评价，东京审判重新进入人们视野。向隆万也从那时起开始意识到，作为东京审判重要参与者的后人，自己有责任让这段历史显现原貌。这位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教授，与夫人、上海交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蒋馥三次自费赴美国。为节省开支，两人借住在友人家中，每天搭乘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地铁、校车，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等处搜寻资料。在写得密密麻麻的索引卡片上捕捉到父亲的名字后，他就去借来相关影像资料，架好自己带去的“傻瓜”摄像机，一头放，一头录，把影像拷贝下来。一些录像中的声音效果很不好，他不断核对庭审记录，直到找到录像中的那段，事后再自行配音。

　　作为研究东京审判最核心的文献，庭审记录分别由英日两种语言记录，仅有海外少量机构保存。日本和英美分别于上世纪60、80年代影印出版了日语和英语的庭审记录，但这些出版物不仅存在种种缺陷，而且早已脱销。上海交大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近5万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英文版，全80卷)，弥补了目前国内尚无一套完整可供研究的庭审记录的空白。记者 施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