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长沙交通：1929年立“行人靠右”标识（图）

　　民国时期，长沙城内跑着的人力车，就像今天的出租车，他们横冲直撞，成为长沙交通混乱的重要乱源。图片来源：1929年《湖南国民日报》。

　　1929年初，长沙市南门口已立起“行人靠右”的标识，但南门口依旧人群拥挤。人们发现南门口拥堵的原因，部分因为道路狭窄且分布不合理，当年人们建议拆除街道中心的公用电话站和两块代表迷信势力的阿弥陀佛碑。图片来源：《湖南国民日报》。原版面中的“鳞爪”，错成了“麟爪”。

　　民国长沙城，日益繁华的南门口、八角亭等地人潮汹涌。如果没有一定的交通约束，人与人走路会碰在一起，车与车也一定会相撞。这则刊发于民国长沙旧报纸上的漫画，讽刺当年长沙街头人车纷纭、人群混乱的场景。图片来源：1929年9月26日《湖南国民日报》。

　　据日前本报新闻报道，长沙交警启动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整治“春季攻势”，重点整治机动车乱停、乱行、闯禁及电动车、电动自行车闯灯越线，行人闯灯乱行、翻越道路隔离设施等八类交通违法行为。很显然，这是长沙交通升级换代全面进入“车时代”后的交通管理。

　　回望八十五年前，那时民国长沙城的交通尚处“步行时代”，纷纷攘攘的人流拥挤堵塞了长沙各处繁华街道，如何人畅其流？那时的交通管理有那时的特色，今天看起来很有趣——

　　文/任大猛 图/徐晖铭

　　一、步行时代的长沙，遭遇严重的“走路问题”

　　这得有多嫌弃，才会要呵斥别人一句：“晓得走路不？”

　　就像今天汽车遍地，一个司机嫌弃另一个讨嫌的司机，会说“晓得开车不”一样。

　　民国初期的长沙，多数时期处于战乱年代，军阀混战，商业凋敝，长沙人纷纷跑到乡下去“躲兵”，想象得到，那时的长沙街道，除非“不得不”的原因，一般人并不爱逛街。

　　到1928年底，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中国实现名义上的统一。与此同时，长沙也马上进入了蓬蓬勃勃太平时世。

　　一方面，长沙开始大张旗鼓搞城市建设，修环城马路、修中山路；另一方面商业渐渐发达，外来人口慢慢增多，长沙城也大显其爱时尚、爱娱乐的性格本色，爱热闹、爱逛街的长沙人越来越多。

　　当年长沙城内的汽车，扳着手指头就能数尽；“步行时代”的长沙，满街都是人，因种种原因，长沙遭遇了严重的“走路问题”。

　　长沙市政当局，尤其是长沙市公安局(注：当时长沙虽未设市，但不少机构却常以“长沙市”命名)开始提出整治长沙交通秩序、整治市容环境，重中之重则在于解决“走路问题”，也就是要告诉长沙民众，在城市中到底应该怎样走路。

　　在1929年前后的《湖南国民日报》、长沙《大公报》上，不少文章，谈到长沙人的走路问题，值得一引。长沙《大公报》“社会闲评”专栏，“劲公”就有一篇文章专谈长沙走路问题，他说：

　　长沙市民对于走路问题，我不敢恭维，实在尚欠研究。一走到市上，那种凌乱无秩序的现象真令人难以形容。

　　不是这里人力车碰了行人，开口骂娘；就是那边两人对撞了脑袋，互骂一声“瞎了眼”。

　　走得慢的，骂走得快的去“充军”；走得快的，又骂走得慢的是“死人”。

　　总而言之，我们无论走到哪条街上，总有“此路不通”之感。

　　仔细考察长沙市民，何以不会走路，却有下列三种原因：

　　第一是自命不凡……因此左右磕碰，遍地荆棘。

　　第二是不肯互让，以为谁让了谁，就示了弱，失了平等的精神，因此动辄相骂，激起无意识的争端。

　　第三是不知节约时间，闲人麇聚街头，徜徉散步；即有所事事的，也慢条斯理，雍容雅步。路幅本来仄狭，安得不拥挤不通？

　　其他尚有许多应由警察执行取缔的事情，如空人力车及小贩担子之市街游行，兜揽生意；出殡结婚之旗伞执事，成群结队，皆应有方法取缔，而公安局听之任之，熟视无睹。

　　总之市街的秩序，固赖于警察的维持，而市民自身走路的修养，尤为重要。因为公共的利益，是要一般民众共同负责的。

　　现在竞言改造都市，我以为长沙市民若不有走路的训练，将来市街宽度即照中山路再加上一倍，也必定乱七八糟，没有一点整齐严肃的气氛。行的问题永远不会解决。

　　二、交通整治期间，在繁华街道一顿乱走，小心进班房

　　1929年元旦过后，刚刚起床的长沙成年人忽然发现街道墙壁钉上了“精致”的“行人靠右”的木牌，而中小学生去上学，学校内也钉上了这样的交通告知指示牌，看来公共秩序交通管理，也要从娃娃抓起了。而精神抖擞的警察，则手挥纸旗，站在繁华街道的街心，指导行人，靠右行走，有序行走……长沙正式进入交通大整治时期，重中之重，就是解决长沙人的“走路问题”。

　　南门口一直以来就是长沙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也是著名堵点。

　　在交通大整治前，“宽敞的南门口，交通却异常阻滞，人力车、菜担子横行直撞，行人们非七弯八转，莫想渡过此关。”

　　1929年元旦期间，南门口竖起了“行人靠右”的标识，最初警察在南门口指挥时，指挥“行人靠右”，而行人乱行依旧，车担在南门口乱撞，南门口依旧拥挤不通。

　　此时，南门口的警察不再讲客气了，他们挥舞鞭子“赶开停得不得其所的人力车，或赶开站得不得其当的菜担子”。

　　长沙人中总有些没来由“自命不凡”的少数人，他们“不屑受警察指挥”，“要他向右，他偏要向左”。在1929年初春节期间，即1929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初十)，一个叫冯有舟的市民，他在交通整治期间不听从警察指导“行人靠右”的训诫，且“势将反抗”，最后被岗警带到警察署，“判处拘留示儆”，此事刊发在第二天长沙各家报纸中，引起长沙市民的剧烈反响，人们看到，长沙市公安局整治交通，真的动真格了。

　　但“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长沙人在街道上自由散漫行走惯了，运动式的交通大整治，在当时看来，似乎一时难于“一针见效”，何况少数长沙人就爱不听招呼“对着搞”。当年的报纸上于是刊载有一些激进读者对整治交通提出的建议，对于“横冲直撞、只顾赚钱”，或“不守规矩，故意乱跑”的少数长沙人，他们提出数种惩罚办法：

　　一是像现在的新加坡一样，要当街对这些故意违反城市秩序的人实施体罚，“硬请他们吃一餐‘南竹笋子炒肉丝’”；

　　二是“(少数)长沙人多半是一钱如命，要杜此弊……如果把他们‘圈在肋骨上’的钱，罚它几个，他们一定很伤心地不敢乱跑”；

　　三是办一班“行人靠右训练讲习所”，对这些不守规矩的人好好进行思想教育。

　　三、当年最不守交通规矩的，就是坐黄包车的军人和男女学生

　　“步行时代”的长沙，最著名的三个堵点，就是八角亭、司门口和南门口。

　　民国时期八角亭的概念和现在不同，现在人们印象中的八角亭与司门口基本混同。过去的八角亭，主要指的是药王街、走马楼口附近的黄兴路一带。

　　过去的长沙，没有五一路，更没有五一广场，黄兴路也没拉通，人们从八角亭到中山路去，要走走马楼、南阳街、老照壁三条街道才能到达。

　　1929年11月9日，在八角亭手执纸旗、维持交通行走秩序的警察余从吉向长沙市公安局汇报称：“八角亭岗位，适当南正街(后称黄兴路)、南阳街(实为走马楼)、白马巷(后并入东牌楼)、药王街四冲之地，车马往来，络绎不绝。普通街车与肩挑走卒类多遵循轨道，而军官包车，以及男女学生，大半不遵行走秩序。不惟不受指导，甚且故意为难。”

　　1929年，长沙军队虽经何键等人整顿，军纪仍显不严，军警冲突在长沙街头仍不时发生，当年人们称这些人为“丘八”(两字合起来为一“兵”字)，而年轻冲动、明知故犯、成群结队的学生，指挥交通的警察一般也惹不起，他们则被称为“丘九”，意为比“丘八”更厉害。次日刊载此事的《湖南国民日报》编辑即用耸人听闻的标题称《行人不靠左，多由上流社会酿成》(此时长沙行人和行走秩序，已经改成一律“行人靠左”)。

　　到1934年前后，“步行时代”的长沙城已显得相当有序，在外来参观者的眼中，街头上见到的长沙人“懂礼貌、有修养”。

　　当年正值新生活运动期间，少年通讯社在长沙采集到这样一则新闻：1934年6月14日傍晚6时10分，邮差毛鹿斌由北向南行经南正街红牌楼，欲往右边坡子街口附近的黄伯川宅投递信件，这时长沙市公安局南一分所警士突然前来抓住邮差，恶语责怪他未按交通规则(“行人靠左”)行走。当晚长沙市邮政局即致函长沙市公安局称：“查提倡新生活运动，行人靠左，在普通一班人，自当遵守，惟本局信差，投送信件，左右皆有，原无一定，且以时间限制，必须迅速，不能在街中逗留，故不能拘守行人靠左之规定，兹据前情，相应函达，即希贵局通饬各署，转饬值岗警士知照，对于本局信差，请予通融，以便公务为荷。”

　　在这则新闻的开始，该通讯社记者曾写道：“本市通衢大街日见齐整。”

　　可见当年长沙市民已大体遵守交通规则，邮差一类特种行业稍一违规，即被发现，长沙因行人有序，市面已呈齐整的模样。

　　值得附带一提的是，采录该新闻的“少年通讯社”为长沙人文强(文浮生)负责。文强是毛泽东的表弟、为共产党早期干部，脱党后曾在长沙办通讯社，后到南京加入国民党军统，成为戴笠手下干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