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书"编委：寻找"大家写给大家"的书(图)

　　四个不同版本的“大家小书”系列丛书，其中最右侧“白皮书”为最新版本。 本报记者 和冠欣摄

　　出版人高立志刚刚拿到“大家小书”丛书最新一本样书《陶渊明批评》，这是文史学家萧望卿的作品。本月，“大家小书”陆续还会有《明清思想史论》《世界美术名著二十讲》等五六本书出炉。按照计划，“大家小书”原有的60个品种，今年将增至100种。

　　著名文史学家袁行霈曾为该丛书撰文，“所谓‘大家小书’是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一是说书的作者都是大家，二是说书是写给大家看的，至于“小书”则指的是篇幅短、姿态低。12年来，该丛书出版方北京出版社一直努力挖掘、寻找“大家写给大家”的书，从来没有放弃过。

　　用专业精神普及学问

　　“在设计和定价方面，小书让人感觉到一种默默关怀的温馨”

　　“看一眼就被吸引了。” “高山仰止，慢慢学吧。”“在设计和定价方面，小书让人感觉到一种默默关怀的温馨。”在网上，“大家小书”一直引来读者的热评。更有细心的读者还会惦记着它的命运，“又是一年，新的一辑又快出了吧。”

　　对于韩敬群来说，每每看到读者的文字，都是一个享受温暖的时刻。12年前，正是因为自己将少年时代的阅读幸福感延伸移植到了出版工作中，他才策划出版了“大家小书”这一具有影响力的图书品牌。

　　韩敬群现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十几年前，他曾担任北京出版社文史编辑部副主任，负责开拓文史类图书选题。韩敬群回忆，他常常在头脑飞转时，找寻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少年时代的阅读记忆。那个时候，他在安徽省重点中学贵池中学住读，每月能拿到父母给的20元生活费，而他一定会节衣缩食，省下钱来买书。这些书里面很大一部分都是“大家小书”——大学问家写给普通读者的书。 韩敬群印象最深的一本小书是历史学家吴于廑写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这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三角九分钱的小册子，把爱琴海和亚平宁半岛数千年前的往事演绎得神采飞扬，汉尼拔、恺撒等一个个英雄活灵活现。类似这样的小书，无论在人文领域，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韩敬群记得还有很多。像吴晗等大家参与策划，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语文小丛书》；与此形成呼应的还有《数学小丛书》，它的作者包括华罗庚、闵嗣鹤等数学大师。此外，《少年百科丛书》、《青年文库》的作者阵容中，很多都是名家、大家。

　　韩敬群说：“在那个‘知识就是力量’、全民向学的年代，我们国家那些可敬的第一流的前辈学者，实实在在地做了很多文化积累和普及工作。”而他也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冲动，想让今天的孩子有他当年的幸运，“一代出版人曾经造就了我们，我们曾经受人津逮，也有责任津逮别人。”

　　这个朦胧想法的真正成型，也得益于韩敬群和他北京大学中文系老师袁行霈的交谈。“我到袁先生家去请教，跟他聊天，最后真正聊出了‘大家小书’的理念。”韩敬群和老师商定，要做一套书，宗旨就是“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换一句话说，就是用专业的精神，做普及的学问。

　　挖出众多大家的“小书”

　　“现写急就章肯定不行，越是通俗易懂的小书，越需要有历史的积淀”

　　从最初到现在，“大家小书”一直沿袭“大家写给大家”看的理念，文字规模在10万字左右，但这样的小册子寻找起来反而不轻松。

　　“现写急就章肯定不行，越是通俗易懂的小书，越需要有历史的积淀。”“大家小书”编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瞿林东说，“大家小书”的作品更多是20世纪的大家们曾出版过，并禁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

　　多年前，瞿林东推荐了《史学遗产六讲》，其作者正是瞿林东的老师、历史学家白寿彝，“白先生上世纪60年代写过《谈史学遗产》，史学遗产这个命题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具有开创意义。”瞿林东说，在此基础上，白寿彝于上世纪80年代又接着写了五篇论述文章，涉及历史思想、历史文学、历史编撰学、历史文献学等史学遗产中的几个方面，“这些文章发表在杂志上，用问答体写成，形式活泼。”瞿林东向编辑进行了推荐，此后经过精心的编辑，《史学遗产六讲》面世。这本书首印1万册，出版后反响非常好。

　　教育家、史学家嵇文甫的《春秋战国思想史话》最近将面世，这本书于195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首版，此后从未再版。去年，高立志偶然在旧书摊发现了它。嵇文甫的孙子、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嵇立群说，高立志通过网络找到他的邮箱，并联系了他，“出版社原本希望我给爷爷的这本书写个序言，是导读性质。这不是我的长项，就回绝了，最后序言改由其他专家完成。”嵇立群说，《春秋战国思想史话》是他爷爷去世前两年才完成的。这本小册子当年出版后，他曾在家中翻看过，“我小时候偏好历史，关于孔孟的一些知识，正是从这本书中掌握了一些。现在觉得，如果讲老子一下子就是几十万字，我当时肯定会被打晕了。”

　　尽管“大家小书”从出版初始涉及的作者大都已故去，但也有极少数健在的学者被请了出来，像白化文、许嘉璐、叶嘉莹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中华书局通过北京中华书局，约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写过一本介绍汉化佛教的通俗小册子，名为《佛光的折射》。“出版后有点销路，台北中华书局就向香港买了版权。”今年84岁的白先生回忆，2003年，韩敬群拿着他的这部旧作找上门来，“横说竖说，把我说服了，我也加入了‘大家小书’作者之列。”此时，《佛光的折射》十年版权期已过，白化文将此书略加改动，特别是更换了大量插图，以《汉化佛教与佛寺》为名在“大家小书”系列中重新出版。

　　即便是这样，白化文还是一再坚持，“我绝不是大家，连大家的学生或再传弟子都算不上。我太冒失了，太不自量了。”但韩敬群一直认为，白化文先生过谦了，“《汉化佛教与佛寺》是一本引导大家了解佛教，尤其是了解寺庙的入门书。读者如果拿着白先生这本书在手，那真是清清爽爽，可以真正把寺庙了解个明白。”韩敬群说，这样的好书，当然可以入列了。

　　编“老”文字很难拿捏

　　“当年的语言习惯和当今的文字校对标准如何折中，是很让人头疼的问题”

　　“大家小书”所收书目，大部分都曾出版过，但有的书，因作者写作时间是七八十年前，语言表述与当今的文字标准不太合拍。面对这些“老”文字，编辑们拿捏起来颇为费心思。

　　高立志刚刚编辑完成萧望卿写于1944年的《陶渊明批评》，他很坦率地说：“如果用现在的语言规范来看，这里面好多表述都有问题。但老先生的东西不能随便乱改，或者说，改动一定要有依据。”

　　“大家小书”责任编辑莫常红也表示，当年的语言习惯和当今的文字校对标准如何折中，是很让人头疼的问题。比如，“问渠那得清几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按照现行文字标准，“那”应写成“哪”，但事实是，上世纪30年代时，“那”都不加“口”字旁。 “所以，我坚持一个标准，书稿本身写得早的，基本不改，像沈从文常常会用‘欢喜’，我就不能改成‘喜欢’。但相对晚近一些的书稿，也会酌情参照现在的文字标准进行改动。”编辑们以谨慎的态度，尽量保持作品的原状、原貌。但莫常红说，他也会想方设法去求证那些看起来很稀奇古怪的词语，“我会在古籍中查找，如果它们在汉赋、元代词曲中有出处，就不能算错。”

　　当然，也不能眼睁睁地让真正的错误出现，即便是出自大家笔下。 “王力先生是中国语言学界的泰斗，可当初我在编辑他的《诗词格律概要》时，还真发现了问题。”韩敬群曾经猜测，书里面的问题，也许不是出自王力先生，而是在编辑出版的某些环节上出了偏差。

　　韩敬群回忆，《诗词格律概要》中某一处提到七言绝句的一种格式时，举了柳宗元的一首诗作为例子。“书里用作示例的大部分诗我都熟悉，但这首诗没读过，我就去《柳河东集》中找，但没有找到。更要紧的是，这首诗的平仄规律与王力先生标列的格式并不合。”韩敬群所学专业是古典文学，对诗词格律并不陌生，他于是换了一首普通读者比较熟悉的白居易诗《大林寺桃花》。并为此特别征得王力先生的高足、“大家小书”编委之一蒋绍愚教授的同意。

　　不仅文字需要编辑有高度专业素养才能把握，即便配图也断不可轻易用之。莫常红说，桥梁专家茅以升的《桥梁史话》2012年推出，如何放图片大家就讨论了很久，“我们找图片其实很困难，一是涉及版权，二是还要找契合这本书的图片。”所幸，茅以升的女儿茅玉麟提供了线索，中国科技馆原常务副馆长张泰昌画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桥梁，都是精细的素描。“有了几十幅素描作品，这本书变得更加活泼和有趣了。”莫常红说。

　　当今学者资源开拓艰难

　　“学术界写东西是越写越大，写一部几万字的小书会觉得拿不出手”

　　12年走过，寻找“大家写给大家”的书，在当代学者中有些卡壳。

　　“已故学者资源‘挖’得差不多了，这么寻找下去，很快就会黔驴技穷，我们一直想有所拓展。”北京出版集团人文社科事业部总经理安东透露，“大家小书”系列早已计划开掘一些当今的学者资源，出版社还为此试探性地向一些学者约了稿。但面对邀约，学者们纷纷婉言谢绝，“他们常常说实在太忙了，没有时间写。”安东说。

　　在分析婉辞原因时，瞿林东说，“当今很多学者确实不能封其为大家，那样他会有思想顾虑，会觉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但另一方面的现实情况是，让当今学者像老一代那样安心为读者写“小书”，或许已经很难复制。嵇立群直言，“学术界写东西是越写越大，写一部几万字的小书会觉得拿不出手。”在他看来，现行的学术考评体系也不容学者把心思放在这些小书上。嵇立群从小喜欢文学，曾给出版社写一些相对通俗的作品，“虽然自己觉得可以这样写，但在学术圈，对你评职称就没有任何意义。国际政治专业的教授怎么能写评《三国演义》的文章呢？”嵇立群甚至因为好几年没写大部头的学术专著，评职称时很吃亏，2009年快退休的时候，才被评上教授。

　　“现在即便是让这些学者写普及的东西，很多时候，普通读者也可能看不懂。”嵇立群说，像他爷爷嵇文甫那样的老一代学人，学问就装在脑子里，而现在的学者积累知识是靠做卡片，存U盘，往往学问还没进脑子，就全跑了。“所以我说，老一代大家写的东西，表面看起来好像很容易，但实际上都是融会贯通、积累了一辈子才有的结果。”对此，瞿林东也说道，“李长之先生写《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个暑假就写成了，可是你知道他教书教了多少年？他只是趁着暑假，把多年的积累反映了出来。”他认为，当年的学者从没有想过要成为什么大家，他们写的随笔每一条都是有多年思考、多年积淀在其中，一本书常常要多少年才写完。“相比之下，现在的学者几个月就完成一部书，他们哪有那么多思想？有时候恐怕就是为写书而写书。”瞿林东说。

　　也因为如此，瞿林东坚持认为，还是在已故学者中寻找线索更稳妥，只是选题范围需要进一步拓展，“在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的基础上，可以谨慎地选择一些通俗的自然科学著作。”瞿林东说，比如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关于黄土高原森林植被变迁的一些文章，和现实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考虑收进来。此外，竺可桢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研究》，大概二三万字，可以配合他的多篇有价值的日记，一并出版。

　　但韩敬群仍旧认为，寻找当今学者写小书的路，越是艰难越要走，“出版界和学术界需要达成共识，携手一起来做。”学者需要沉下心来，而编辑更要把自己的出版创意与学者进行很好的沟通，“如果能给作者提出好的创意，对作者有启发、有帮助，或许他不会轻易拒绝。”

　　和“大家小书”有关联的书

　　■《跟大师学国学》

　　中华书局出版（大师名作，写给年轻人的国学好读本）

　　■《新世纪万有文库》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外名著的珍善版本，1997年、1998年出版，还有产品在售）

　　■《中学图书馆文库》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大家所著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等各类普及读物）

　　追问

　　“大家小书”

　　是本什么书？

　　“大家小书”是北京出版社于2002年推出的传统文化品牌图书，其最畅销的品种，单本销量已达10万册，最少的也有1万册左右。

　　在动辄几十万字的图书市场中，薄薄的“大家小书”甚至很容易就淹没在书店的书架上。但许多读者认为，这套丛书的分量非但不小，反而相当重，是各个领域的经典之作。丛书收入的作品，深入浅出，既展示了大师们的学术成果，又引领普通读者一窥学术堂奥。

　　该系列涉猎广泛，收罗宏富，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佛教、社会学、语言学等多门学科。有的引导文学的欣赏，如夏承焘的《唐宋词欣赏》；有的介绍入门的路径，如顾颉刚的《中国史学入门》；有的传道授业解惑，如赵朴初的《佛教常识答问》；有的是一门学科的概述，如姜亮夫的《敦煌学概论》；有的是对学科历史的扫描，如刘叶秋的《历代笔记概述》；有的贯通科学与人文的界限，如竺可桢的《天道与人文》……

　　据介绍，“大家小书”有少部分作品已进入公版期，但大部分还涉及版权问题，尤其对于已故作者的作品，出版社因此要千方百计找到家属商定版权等具体事宜。

　　大家到底如何

　　写小书？

　　高立志特别为萧望卿的《陶渊明批评》一书加了腰封，这在“大家小书”丛书还是头一次。红色的腰封上，写着“带着创作的想象力，以美文写学术，欣赏日常生活诗化的陶渊明”。高立志认为，今天不少学者离开专业术语就不能写作和思考，加之所谓对接西方的规范化和电脑粘贴的便利性，把文章弄得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相比之下，《陶渊明批评》作为学术文章没有一行难以理解的句子，通篇写得如此之美。这对今天的学术写作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高立志说。

　　探究大家写作的细节，会让我们的感受更加强烈。“大家小书”收入了文学史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季镇淮所著的《司马迁》，从季镇淮关门弟子夏晓虹的研究文章中可以窥见，一位大家时刻把读者装在心中，尽心普及学术的用心之深。“以大学者的手笔为非专业的读者写作，既要避开那些过于狭隘的专学考据，照顾一般读者的兴趣；又须在概要叙述的同时，显示专家独到的心得。”夏晓虹如此总结道。

　　季镇淮一直以来有一个观点：文学研究者如果丧失了对语言美感的追求，便愧对研究对象。而夏晓虹认为，老师流畅自如的行文风格，是刻意经营的结果。季镇淮早年就读西南联大时，受教于闻一多、朱自清两位导师。“闻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功力与遣词造句的考究，以及朱先生在《经典常谈》等书中所表现出的平易近人，给他很大启发。”夏晓虹说，她多次听老师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古代文学的论文也应该写得像“文章”一样讲究。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或减少考辨的工作，而是强调专业著述不该因为填砌材料、文字艰涩，而拒人于千里之外。

　　事实上，夏晓虹也发现，季镇淮是将大量考据的工作压在纸背。《司马迁》全书不过十万余字，而脚注多达236条，引用古籍及近人、今人著述数十种之多。也因为极大地发挥了注释的功能，才使正文避免出现赘疣，得以干净、流畅地叙事、议论。不过，夏晓虹也提到，季镇淮并未因《司马迁》是一本面向非专业普通读者的小书，而完全用白话译述取代文言。“他喜欢间或在现代语体中插入古文散句，以调节语气。”夏晓虹说。

　　《司马迁》初版于1955年，再版于上世纪70年代末。季镇淮在《再版前言》中提到，其所做的最大改动，是“把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和司马迁《报任安书》全篇抄录在书中”。这样做的目的是“考虑到文章的重要性和读者参考上的方便”。本报记者 路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