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霈谈“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各个地区的文化传统，历经无数世代沉积而来，都会饱含有益有用的优良传统，需要我们认真去了解、分析、研究和发扬。

　　近年来，常常看到有媒体把某一地域的文学家群体用所在省、市命名，称之为“陕军”、“湘军”、“鄂军”……再早一点，有“荷花淀派”和“山药蛋派”的称谓，虽然不以地区命名，指的也还是某个区域的一批创作者。至于更早的上世纪30年代，则有京派与海派之说。以上的陕、湘、鄂，或者京和海，荷花淀之于河北，山药蛋之于山西，强调的主要都不是作家户籍所在的行政区域意思，而是说在某一块地方形成了一个艺术风格相近的作家群体。这些群体的风格，自然是与地域文化传统紧密联系着。那么，地域文化特色对于文学、艺术，以及推广开去，对于学术和文化，是不是存在稳定久远的熏染和陶冶呢？如何对待地域文化性格的传统，如何研究它、分析它，继承和发扬好的，剔除和扬弃不好的、过时的？这些，是今天可以讨论的问题。

　　若说上古时期，这应该是较易辨识的。那时的人类，分群聚居，各个群落受到所在地自然条件的巨大影响。栖居在群山怀抱之中的，耕织在长江大河两侧的，面临汪洋大海的，处在四季如春的温暖地带的，处在严寒或酷热地带的，不同族群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就形成不同的性格。唐代李筌的《太白阴经》说：“勇怯有性，强弱有地。……海岱之人壮，崆峒之人武，燕赵之人锐，凉陇之人勇，韩魏之人厚，地势所生，人气所受，勇怯然也。”明代陆应阳撰写、清代蔡方炳增订的《广舆记》说：“西北之风浑，其失也悍；东南之俗偷，其得也和。”虽然只是就大略而言，依然曾经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受自然条件的限制逐渐减少了，人群之间的交往变得越来越便利和密切，个人、家庭、家族和各种大大小小的集团的迁移越来越频繁。文艺、学术、文化的地域界线随之越来越模糊，彼此交流、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说，在某个省份出生长大的人，很多其后长期并不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而定居于此的文学家、文史学者，很多是中年以后才迁入。所以，地域文化特性的纵向关系越来越淡化。可是，即使这样，也不能排除定居地对各种个体文化性格潜移默化的作用。自然环境对性格的决定力降低了，文化传统的影响力依然会起到有时是很重要的作用。

　　从文化地理学看来，宗教和语言是地域文化的两大要素。在欧洲、中东等地，宗教因素的作用明显，而在中国，整体说来，宗教对于学术、文艺的渗透远不是那么强烈，而语言在地域文化的传承因袭中就显得较为突出，就是说，方言成为地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里举个例子。湖北黄冈方言里有个词叫做“斗狠”，也有写作“赌狠”的，日常生活里有逞强争胜的轻微的贬义，但黄冈人却赋予它不屈服于外界力量、实现自己认为正当的目标的郑重的褒义。从文化地理学的观点看，“斗狠”是一种饱含积极意义的个性，就是不服输，敢于承担责任。

　　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中的陈潭秋，是黄冈县陈策楼村人。幼年与哥哥一起放牛，哥哥与他对对子，出上联“陈策楼前谁陈策”，陈潭秋指着对面一座山应声而答：“独尊山下我独尊”，那里真的有一座独尊山。辛亥革命当年，陈策楼东面十多里的上巴河镇的熊十力，与陈策楼北面十几里的回龙镇的李四光等人，在武昌雄楚楼挥笔言志，熊写的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李四光写的是“雄视三楚”。回过头去看，他们都言出而行，实践了自己的志向。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好多。“斗狠”并非是一味固执己见，“斗狠”还包括肯于和敢于否定自己。1943年，国民政府少将、与熊十力老家一箭之遥的浠水人徐复观，向熊十力请教读书，熊推荐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已读过了，后又对那本书有所批评。熊大骂：“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徐复观不是恼怒，不是拂袖而去，而是闻过则喜。他成名之后回忆说：“这对于我是起死回生的一骂。”徐复观以新我与旧我斗狠，从此之后改变态度，成了新儒家的一个重要代表。

　　我想，各个地区的文化传统，历经无数世代沉积而来，都会饱含有益有用的优良传统，需要我们认真去了解、分析、研究和发扬。

　　(作者 王先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