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研究学者王章涛：藏书2万册 保持抄书习惯

　　阅读提示

　　提到王章涛这个名字，很多人知道他是“研究阮元的学者”，出版了《阮元评传》、《阮元年谱》等多部扬州学派的研究著作。忙于著述的他，很少与外界往来，只听人提到说他的书多，却未曾一睹。

　　六十平米阁楼藏书2万册

　　探访王章涛的书房，约定在一个上午。王老家是楼中楼，阁楼就是他的书房，六十平米的地方，一面面墙壁，就是一架书柜。藏书2万多册，俨然一个小型图书馆。谈到他的书房故事，也就从他书房的变迁说起。

　　“1969年，住在逸圃的时候，在不大的空间里，摆放了三排书架，大概有七八百本书。”王章涛说，一些同事来家里，感觉不可思议：一个搞工程的，家里有这么多书。

　　1980年，王章涛搬进窦庄新村，房子大了，书也越来越多。1985年以后，买书进入一个狂热期，藏书一下子猛涨至5000多本。书架摆满了，家里的床头、衣柜也被书霸占了。王章涛说：“衣服没有地方放了，就放在纸箱子里，或者用床单包起来，挂在墙上。”

　　2002年，王章涛搬进凤凰新村，他选择了带阁楼的楼中楼，为的就是给书一个安置的空间。工程师出身的他，亲自为自己的书房设计和装修。阁楼上的两面墙、两间卧室都变成满满的书柜，漫溢着书香。东西两侧的卧室藏书以“经史子集”来归类，客厅中央两面书柜主要安置工具书和扬州地方文化书籍。

　　书多了，找书就是一件麻烦事。王章涛于是为他的藏书编了索引。需要什么书，翻看索引就可以找到在什么地方了。2万多册的图书，光索引就有30多万字。

　　虽然有了大书房，王章涛的书还是满屋子放，楼下的房间、客厅、阳台等地方，都有他的书。而他每天读书和写书的地方，在客厅与阳台连接处的小书桌。小书架上插着需要的工具书和资料，大信封袋里装着他写的东西。

　　月工资30，买书花了2000

　　王章涛说，他的书斋名有两个，一个叫晶馆，取妻子和两个女儿名字中的日字，对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的感激。另一个叫两晏斋，也是他最常用的书斋名。“这个斋名有两层意思，一个‘晏’是自己晚成名，一个‘晏’是小女儿王晏出生比较迟，与姐姐相差11岁。”

　　“小时候我就喜欢看书，家里有很多商务印书馆的书籍，放学后就偷着看书，《三侠五义》、《小五义》等武侠小说看得最多，给了我很多的想象空间。”王章涛说，尽管家里的书在文革时付之一炬，而他的看书、读书、买书的渴望没有变。

　　“有一次到西安出差，巧遇新华书店有签名售书，他起个大早，排到了第一个。后来，签名售书临时改到后门，他一路飞奔，又排到了第一个，如愿买到了。”说起自己的买书经历，王章涛对这件事记忆犹新。“还有一次，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一批洪为法的书要卖，当时工资只有二三十元，最后咬牙花了2000元买下了这批书，家里人几个月不得不为此节衣缩食。”

　　受王章涛的影响，两个女儿王晔、王晏都好读书，家中也是藏书颇丰。三个家庭的藏书量超过5万多册。

　　抄书的习惯一直没有变

　　王章涛说，自己读书的方法很简单，先是泛读一遍，也就是快速浏览一遍，其次是精读，将自己认为有用的地方勾出来，或者折页。第三就是做笔记，将有用的内容抄下来，然后写读书笔记，而他看过的每本书，都有笔记记录。

　　“关注阮元，是因为他是扬州的乡贤。”王章涛说，发现清人著作中必提阮元，官方志书、文人笔记、民间故事中都有阮元，而且发现阮元的学术著作、编刻的图书很多，可以说是一个高产的有建树的人。为了研究阮元，经济拮据的王章涛，跑遍扬州、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城市的图书馆，每天带着干粮去，只要关于阮元的，他都一笔一笔地抄下来，仅阮元的资料的抄写本就有一大摞。后来就养成了抄书的习惯，只要是他认为有用的内容，都会抄在本子上，而且按照主题分类。

　　“抄写也是一种阅读，可以加深自己读书的印象。”王章涛说，这种抄写读书法，现在他一直在坚持，即使自己有了这本书，但是他还会抄。

　　买书、藏书、抄书、读书、写书，王章涛与书有着不解之缘，也是他现在乐此不疲的“工作”。最近，他在编著一本《阮元佚文考释考辨》，收录阮元佚文100多篇。 记者 慕相中